究竟是谁在引领堕落的潮流？2008-07-05 15:30:40 楼主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谈不上形而上的信念和宗教感情，除了曾经几度盲目崇拜政治人物，人们一向崇拜的是自己以及本身的原始欲念。跪倒在神的面前根本没有任何虔诚真意，天灾去拜龙王、求子去拜娘娘、发财去拜财神、避祸去拜菩萨……这些行为方式说穿了，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欲望一旦无节制地延续下去，就会导致人的道德堕落，扩大到一个个群体就是社会道德体系的整体沦丧。
关于这个话题，古往今来的中国经典论著不胜枚举，只是大多表现在对上流社会的建言。不过，偶尔也有另类的声音发出，比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在做客岭南大讲坛时说：“社会堕落穷人也会随之堕落，堕落的速度甚至超过整个社会，因为穷人没有资源去抵御堕落！”（《南方都市报》8月12日）
坦率地说，应该佩服孙先生的勇气，起码他坦言“社会堕落”在先，有了这个前提，穷人堕落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之所以对这种说法有疑议，是我对“堕落”的概念突然含混了起来。众所周知，“堕落”是对思想、品质、行为等变坏的概括，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至少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也应该囊括其内。那我就不明白了，所谓的“社会堕落之时穷人堕落更快”究竟是什么逻辑。就算黑砖窑的存在是穷人的堕落，以现有的数据表明，黑砖窑最多不过几千个，而近年来被揪出来的贪官污吏又何止以千位数计？如果腐败案件像大观园里的海棠不合时令开花那也算稀罕，事实却是从“不正之风”到“个别现象”，又发展到像“襄樊窝案”、“郴州窝案”那样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先不说慕绥新、王怀忠、李真、李大伦等贪官的赃物价值几何，就是那些养情妇、包二奶被公众普遍认定为道德堕落者，又有几个是穷人？
我不反对“穷人没有资源去抵御堕落”的说法，因为我知道，没有盔甲保护的士兵死在战场上的几率最高，但这绝不意味着有盔甲保护的人所受的打击次数就比前者少。恰恰相反，越是戴有保护装置的人在战场上越是满不在乎。把这样的思维方式引申到“堕落”这个语境里，就是越有“资源”就越会肆无忌惮，他们深谙“刑不上大夫”的真义，多一道光环就多一道保护层，犹如《金瓶梅》里的西门庆，花钱卖官无非是为了更大限度地保护自己，进而明目张胆去作恶。与之对照，穷人武大郎肯定缺少抵御堕落的资源，然而他们两者究竟谁堕落的更快，想必身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孙立平先生比我更清楚。
就是这样如日月巡天一般的事实，在我们的学者那里却被刻意歪曲了。而这种偷天换日的本事也不是孙立平先生独有，几天前还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声称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并沾沾自喜于公众对他的热议。其实他却忘记了作为一个学者起码的准则，学者是社会公义的代言人，要为良知说话。任何一个阶层都不可能完全代表社会公义，单一选择为富人说话是人格的卑污。更何况嘴上一套手上一套本来就是典型的言行不一，如此嘴脸竟然大肆标榜，真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没有廉耻二字。
实际上，这样的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近年来中国的学术界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倾向，有人动辄就对穷人指手画脚——本来是官商勾结，奸商丛生，他们非法奴役工人，残酷压榨穷人的血汗，到了学者那里都是资本的积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逼得人走投无路甚至铤而走险之后，这些学者又反过来说是穷人仇富。尤为恶劣的是，这些人时时以某领域的专家自居，密集周游于各种讲坛之上，所宣讲的却是对一种表象的认识，至于为什么会产生社会堕落，怎么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等等有益的课题，似乎根本不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
没有多少人指望学者会以悲悯众生的菩萨心肠公平对待所有的人，但是“社会堕落之时穷人堕落更快”的论调实在有失公正，其潜台词无异于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引领社会堕落潮流以及对社会危害最大的都是穷人。当然，如果说100%的穷人都是好人并不客观，穷人没有抵御堕落的能力也不无道理，不过堕落需要一定心理或物质基础，一个处于温饱线上的人肯定没有心思也没有资格去堕落，即使有也会被执法机关或道德舆论以最快的速度“打掉”，但富人既然有抵御堕落的资源，那就决定了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社会潮流领跑者。
至此，我不得不叹服这些学者对自己判断的那份自信，分明是偷换概念，却表现得从容不迫。虽然从表面上看，孙立平的论调与“优先保护富人”的调调大相径庭，实质上却有遥相呼应的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理论尽管可以勉强站得住脚，但真正危害社会稳定的难道是穷人吗？像陈良宇、周正毅那样的贪官和奸商，他们非法攫取的每一分钱都浸透着穷人的血汗，每圈一块地皮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背井离乡，每建一栋住宅楼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倾家荡产。放弃这样的大奸大恶不谈，却对穷人横加指责，也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堕落。
作者：王龙
关于这个话题，古往今来的中国经典论著不胜枚举，只是大多表现在对上流社会的建言。不过，偶尔也有另类的声音发出，比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在做客岭南大讲坛时说：“社会堕落穷人也会随之堕落，堕落的速度甚至超过整个社会，因为穷人没有资源去抵御堕落！”（《南方都市报》8月12日）
坦率地说，应该佩服孙先生的勇气，起码他坦言“社会堕落”在先，有了这个前提，穷人堕落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之所以对这种说法有疑议，是我对“堕落”的概念突然含混了起来。众所周知，“堕落”是对思想、品质、行为等变坏的概括，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至少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也应该囊括其内。那我就不明白了，所谓的“社会堕落之时穷人堕落更快”究竟是什么逻辑。就算黑砖窑的存在是穷人的堕落，以现有的数据表明，黑砖窑最多不过几千个，而近年来被揪出来的贪官污吏又何止以千位数计？如果腐败案件像大观园里的海棠不合时令开花那也算稀罕，事实却是从“不正之风”到“个别现象”，又发展到像“襄樊窝案”、“郴州窝案”那样如雨后的蘑菇层出不穷。先不说慕绥新、王怀忠、李真、李大伦等贪官的赃物价值几何，就是那些养情妇、包二奶被公众普遍认定为道德堕落者，又有几个是穷人？
我不反对“穷人没有资源去抵御堕落”的说法，因为我知道，没有盔甲保护的士兵死在战场上的几率最高，但这绝不意味着有盔甲保护的人所受的打击次数就比前者少。恰恰相反，越是戴有保护装置的人在战场上越是满不在乎。把这样的思维方式引申到“堕落”这个语境里，就是越有“资源”就越会肆无忌惮，他们深谙“刑不上大夫”的真义，多一道光环就多一道保护层，犹如《金瓶梅》里的西门庆，花钱卖官无非是为了更大限度地保护自己，进而明目张胆去作恶。与之对照，穷人武大郎肯定缺少抵御堕落的资源，然而他们两者究竟谁堕落的更快，想必身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孙立平先生比我更清楚。
就是这样如日月巡天一般的事实，在我们的学者那里却被刻意歪曲了。而这种偷天换日的本事也不是孙立平先生独有，几天前还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声称自己“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并沾沾自喜于公众对他的热议。其实他却忘记了作为一个学者起码的准则，学者是社会公义的代言人，要为良知说话。任何一个阶层都不可能完全代表社会公义，单一选择为富人说话是人格的卑污。更何况嘴上一套手上一套本来就是典型的言行不一，如此嘴脸竟然大肆标榜，真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没有廉耻二字。
实际上，这样的现象并非孤立存在。近年来中国的学术界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倾向，有人动辄就对穷人指手画脚——本来是官商勾结，奸商丛生，他们非法奴役工人，残酷压榨穷人的血汗，到了学者那里都是资本的积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逼得人走投无路甚至铤而走险之后，这些学者又反过来说是穷人仇富。尤为恶劣的是，这些人时时以某领域的专家自居，密集周游于各种讲坛之上，所宣讲的却是对一种表象的认识，至于为什么会产生社会堕落，怎么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等等有益的课题，似乎根本不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
没有多少人指望学者会以悲悯众生的菩萨心肠公平对待所有的人，但是“社会堕落之时穷人堕落更快”的论调实在有失公正，其潜台词无异于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引领社会堕落潮流以及对社会危害最大的都是穷人。当然，如果说100%的穷人都是好人并不客观，穷人没有抵御堕落的能力也不无道理，不过堕落需要一定心理或物质基础，一个处于温饱线上的人肯定没有心思也没有资格去堕落，即使有也会被执法机关或道德舆论以最快的速度“打掉”，但富人既然有抵御堕落的资源，那就决定了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社会潮流领跑者。
至此，我不得不叹服这些学者对自己判断的那份自信，分明是偷换概念，却表现得从容不迫。虽然从表面上看，孙立平的论调与“优先保护富人”的调调大相径庭，实质上却有遥相呼应的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理论尽管可以勉强站得住脚，但真正危害社会稳定的难道是穷人吗？像陈良宇、周正毅那样的贪官和奸商，他们非法攫取的每一分钱都浸透着穷人的血汗，每圈一块地皮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背井离乡，每建一栋住宅楼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倾家荡产。放弃这样的大奸大恶不谈，却对穷人横加指责，也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堕落。
作者：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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