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勿忘国耻 铭记九一八
勿忘国耻铭记九一八
后天就是9月18日，这既不是国家规定的纪念日，又不是民俗节日，也不是跟宗教领袖有关的节日，但是这一天应该成为我中华民族铭记的一天，因为在76年前的这一天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成为了另外一个民族奴役的对象，也成为了近代史上中华民族最深重灾难的开始。
第一篇 你对九一八了解多少？
九一八事变简介
背景：日本的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的方针。
7月25日，田中义一将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奏呈日本天皇，提出“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鼓吹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占领全中国，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
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
1931年3月31日，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宣称中国东北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认为“必须对控制满蒙资源、改变日本国内产业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准备”，但“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
6月19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拟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原则和步骤。
7月，日本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到东京，把这份大纲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8月，本庄繁加紧调整兵力部署，并去关东军驻地巡视，观看军事演习。在这期间，日本为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
事件经过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日本逐步确定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方针。1930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为了转移日益激化的国内阶级矛盾，日本加快了武力侵华的步伐，于1931年7月和8月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9月18日，日本又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第二篇日本侵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
日军老兵讲当年暴行曾吃被奸杀妇女
日本老兵讲述自己当年的暴行
今年1月，两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在日本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对着镜头讲出自己战时在中国的犯罪，当时，面对面地听到施暴者描述这样的经过，我们的记者和摄影师都流下了眼泪，60年前的侵略者就在眼前，60年前中国人民的苦难，也就在眼前。
一个当年侵华的日本兵铃木说：“我那时候的经历是这样的，当想着去强奸时，我们就进了一个村庄，我们大家是分头去的，我进屋后，就看见有个妇女抱着个很小的小孩，倦缩在床上，我一把掀开他们盖的被子，发现这个妈妈怀里抱着孩子，在不停地颤抖。干了这件坏事以后，我把房子点火烧了。房子是必须要点火烧的。”
另一年当年侵华的日本兵金子说：“带我去村子里的老兵要强奸一个妇女，这个妇女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她又打又骂又哭，激怒了这个老兵。于是老兵一边骂着那名妇女，一边抓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到了外面。当时那个村子里有井，有好几口井，这个妇女就被拽到了其中一口井，老兵把这个妇女一边往井里按，一边对我说：金子，你抬她的脚。于是我就抬起这个妇女的脚，我们喊着一、二、三就把这名妇女扔到了井里。这个妇女还有个孩子，看见妈妈被扔到了井里，就一直围着井台哭着喊“妈妈，妈妈”，他大概才4岁左右吧，个子还不够高，够不到井台。于是他一边哭着一边回到家中，搬了一个凳子，爬到凳子上喊着“妈妈”就跳到了井里。这个孩子就这样跳到了井里。当时我们不是都带着枪吗，还有手榴弹，日本的手榴弹有这么大，我记得当时带了两个，于是我就往井里扔了其中一个，轰地一声引爆了。井里的母子俩就都被炸死了。这就是我曾经干出来的事情，在昭和十六年。”
战后，在日本，当年的侵略历史始终遭到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掩盖，右翼学者编写了美化侵略，隐瞒罪行的历史教科书，一些政客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罪行，还有各种让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叫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参加过侵略战争的老兵站出来，对公众讲出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为历史作证，反省战争。
日本老兵们回忆：“我从来没想过人的肠子有那么长，四个中国人的肠子全都流到地面上，流了一地，死了。”
“全身被烧的很多，没法形容。”
“在那个地方强奸，强奸完后就杀了，头也给砍下来了，当时没有肉吃，让吃这个肉，大家也都很高兴就吃了，因为已经半个月以上没有吃过肉了。感觉比猪肉好吃。”
“他说金子你抬脚，我就抬起这个妇女的脚，在井边上有圆的井台，我就把这个妇女扔到井里。”
这是一部日本纪录片中的内容，片名叫做《日本鬼子》，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14名参加过战争的日本士兵讲述了他们在战争中的暴行。作为反省战争历史的纪录片，影片在好几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好评并且获奖，但在日本国内，影片迟迟没有得到公开放映，多家电视台都拒绝播放，费尽周折，最后在一家艺术影院，影片才得以面对公众。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一些老兵参加了各种和平活动，一次又一次地当众讲述自己当年的暴行，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就是其中的两位。
金子安次，85岁，入伍前是工人，铃木良雄，84岁，入伍前在家务农，原本是普通百姓的他们，从应征入伍开始，就开始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铃木良雄说：“日本的军队，在新兵进入军队后，都要进行三个月的新兵教育，在三个月中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教育，在新兵训练结束的时候，一定会有实战演习，就是把真正的敌人带来杀死的训练，一定会有这个的，把活人拉来刺杀。”
金子安次说：“开始杀人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的，所以总是刺不中。我们到中国的村子里去，把村民们拉来绑在树上。然后在枪上装上刺刀，喊着‘呀……’就冲上去了。活着就刺，当时他们还在树上绑着呢。”
铃木良雄说：“谁要是刺中了，就会取得好成绩，受到表扬。”
金子安次说：“开始的时候我也睡不着觉，不过杀了一个人，又杀了一个人以后，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战争的时候，日军杀中国人，杀得越多，成绩就越好。“今天你杀了几个人”“我杀了两人。”“好，明天我要杀三个”展开了这样的竞争。根据杀人的数量，军衔越升越高。这就是军队。所以我们都很兴奋，只要是中国人，不论是干什么的，见到就杀。
金子安次说：“我在中国呆了五年，做了很多坏事，比如说绑架，就是抓劳工，强行把中国人带到日本，这是绑架问题。还有抢棉花、小麦等等，也有这样的命令。另外还有毒气问题，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做过。在五年之内，可以说什么坏事都干过。”
侵华日军是如何从人变成野兽的
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无数暴行，这样的历史，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在年轻人中间，知道的人有多少呢？一位年轻的日本学者曾经就这个问题，在日本的大学生中做过问卷调查。
斋藤一晴说：“从问卷上看到，他们也大体上知道一些，比如南京大屠杀，细菌战，但是只是知道这个词，就是个名词，至于具体的里头的内容，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几乎是不知道的。对战争的情况基本就不了解。”
步平说：“日本历史教育，他叫厚古薄今，过去的讲得多，近现代的就非常少，甚至都不讲。”
步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他主要研究日本问题，与日本人打了多年交道，对日本社会有着很深的了解。
步平说：“实际上他没有这个环境，我们的学生从小不仅是看教科书，我们可以看电视，看电影，看书，看报，我们的周围的社会环境，父母、爷爷、奶奶都会给他讲这个战争的问题，他是另外的环境。”
20047七月，在北京，我们见到了一位来自日本的年轻人，他一个人来到中国旅行，旅行的路线，是日本军队当年犯下暴行的地方。他叫中条朝，是一位大学生。
中条说：“小时候，在日本，我曾经有机会看到了一些关于慰安妇的片子，这种片子不断出现，拷问我们的社会，我当时就想，日本这样的社会好还是不好呢。
中条朝偶然知道日军暴行的时候，感到非常惊讶，他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日本社会这样忽视历史真相，会给战争受害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给日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学四年级，学校有一年做课题的时间，他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到战争受害国进行考察，在考察中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于是，他向亲友借了一笔钱，独自开始了这样的旅程。
中条说：“我没有亲眼看过这些受伤害的人，也没有去过当时发生这些事情的地方，所以我展开了这次旅程，想亲眼看看他们的现状，然后回日本告诉其他人。”
中条朝到北京之前，已经去过了朝鲜和中国东北，在走访战争受害者的时候，因为自己是日本人这样一个身份，他的内心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滋味。
中条说：“我想去了解他们的情况，但我的心情很复杂，非常困惑，觉得作为日本人去跟他们去见面很失礼。
在劳工李良杰家
翻译：“因为他是第一次见这些强制去参加劳动的劳工，所以有一点紧张。”
这一天，中条朝访问的，是当年被强行抓到日本去的中国劳工李良杰。
李良杰说：“1944年，9月份，我正在地里干活……日本人来到我跟前二话不说，两个人拧着我的胳膊把我推推搡搡……到了扔到车上。”
李良杰说：“那一年我比他小好几岁，我才十四岁。”
在中国听到的关于日本军队的暴行，中条朝从来没有听家里的长辈们讲过，他的爷爷，在战争时期是军工厂的工人，没有出国作战，那么，那些上过战场的军人，会对自己的家人说起这些事情吗？
记者问：“跟你的女儿讲过这些事情吗？”
金子说：“对于我们曾经用枪杀过中国人这件事情，在日本这种环境里认真地反省是很难的。不过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我想我女儿是知道一些的，但是作为父亲，我没有直接对她说过，我没有直接说“你们的爸爸做过这个做过那个”，这种事情是很难说出口的。”
强奸，杀人，放火，抢劫，这些在文明社会里极端恶劣，不可饶恕的犯罪，铃木良雄和金子安次当年都做过了，在亲人的面前，这样羞耻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提起过，他们的妻子，也是在近些年因为丈夫接受采访，才知道这些，金子安次的妻子，几年前在镜头前这样说——
金子的妻子说：“每当有记者到我家来这样采访，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特别可恶，曾经做过那样的事情。但这就是战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也是被强令去做的，难以推卸。所以我很讨厌听这些，我其实也不希望他说这些事情的。”
铃木的妻子，在丈夫接受纪录片《日本鬼子》的采访时，才第一次知道丈夫的战争犯罪，后来，每次当丈夫接受采访的时候，妻子都会因为难堪而躲出家门。
面对铃木良雄和金子安次这样的老兵，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由于他们亲手对中国人民犯下罪恶，令人怒火中烧，另一方面，他们能够参加各种和平活动，接受媒体采访，一次次当众讲出自己的犯罪，这种勇气也让人看到他们人性回归的一面。
金子说：“我们犯下的罪行显然是非常大的，而且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我们反对战争，不是像别人那样简单地反对战争，不是在道理上反对，是根据我们的经历而反对，我们曾经在中国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铃木说：“我觉得对于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行，只有把它全部讲出来，深刻地反省，才能重新做人，心安理得地做一个人。”
那么，在60多年前，是什么，让这些原本善良的百姓，变成了禽兽不如的战争工具呢？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采访的日本人，不约而同地将原因指向了战前的教育——
铃木良雄说：“只知道听上级的命令，根本没有分析的能力，上级说的话，天皇说的话是不会错的，天皇就一定是对的，一直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既没有分析、反省的能力，也根本没有想过要分析反省。我想这就是最大的错误。”
不加考虑地服从天皇的命令，在铃木良雄他们那一代人中，是从小就被灌输的观念和习惯。
金子说：“当时我上小学的时候，在学校里设有神坛，那里供着天皇的像，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不能正视，必须弯着腰鞠躬，腰要弯到不能再弯的地步，如果不这样的话，老师就会生气训斥。在乘坐公交车，或者看电影的时候，只要看到天皇的像，就一定脱帽致敬。就是这样的情况，一直认为天皇是伟大的，就是因为在学校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所以说后来，天皇说这么做那么做都认为理所应当。这样的教育持续了6年。”
冈田黎子说：“当时的教育是国家主义教育，它否定人性和个人主义，培养的是只遵从命令的人，而我们就成为了国家发动战争的后备军。”
冈田黎子，76岁，她在14岁的时候，应征参加了毒气的制造，虽然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参加制造的是毒气，但这些年，她还是感到自己对受害者负有责任。她把自己当时的经历画了出来，做成画册出版，警醒世人。
冈田黎子说：“当时学校就教育我们，日本是一个神的国家，做什么都一定能赢，打仗也是如此，因为是正义的，所以一定会赢。在古代，蒙古曾经侵略日本，但是他们在海上遇到了台风，风非常大，于是船翻了，士兵们最后都葬身海底。这是我们在历史课上学到的，正因为日本是神的国家，所以神才刮起了大风，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步平说：“日本战前的教科书，他是先讲日本有优秀的文化，做一个铺垫，然后又讲日本是神的国家，日本的国土，那么多岛屿都是一个个神化身变成岛，那么日本的天皇都是神的后代，他会给你列出一个天皇的后代，天皇的神的体系，从天上什么什么神，最后怎么到天皇最早的天皇就是神武天皇怎么下来的，那么神武天皇往后又是怎么一代下来的，这个早期东西，它本来是一个神话传说，他把他当成一个历史史实教给你，先是优秀的文化，又是神，给你打一个烙印，深深的烙印是什么，日本优秀。我优秀我就有资格领导亚洲，因为我们亚洲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了，要抵抗，谁能领导亚洲，就是我日本能领导，因为我们优秀。”
金子说：“日本和日本国民都是非常优秀，而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杀了劣等民族的人，你的灵魂就会得到拯救，所以一定要杀，也因此我们就很坦然地去杀人了。”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年轻的士兵们满怀着为天皇效忠，为国家效力的自豪感，理直气壮地走上了侵略的道路，而他们的亲人，也怀着同样的自豪感，把他们送上杀人与被杀的战场。
靖国神社的背后
当时还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1931年12月，一个叫井上清一的日军中尉接到了命令，要进驻满洲，一天中午，他回到家里，发现新婚不久的妻子井上千代子略施粉黛、身着重装，端坐在蒲团上，用短刀自杀身亡。
在遗书里，千代子这样说：“我的丈夫，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恭喜你。在你出征以前，我将离开人世，让你没有任何牵挂，请尽力为国工作，拜托的事情只有这一件。”
千代子以自戕激励丈夫走上战场的行为，马上成了日本新闻宣传的热点，迅速被拍成了电影，写成书，成了日本女性的楷模。井上清一也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当他踏上侵略路程的时候，无数的人到车站为他送别。
井上清一在车站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请为我祝福吧！为报答妻子的良苦用心，我不希望生还，尽力发挥伟大军人的作用。
井上清一这个日本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却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照片，保存在辽宁抚顺的平顶山惨案纪念馆，1932年9月16日，在平顶山村，井上清一举起了屠刀，发出了灭绝屠杀的命令，致使这个村庄死亡3200多人，几乎被杀绝。
在战争后期，日本军队里还出现了神风突击队，队员们都是年轻的志愿者，他们写下绝命书，怀着对天皇的忠诚驾驶飞机冲向美军的战舰。
这些怀着必死之心的年轻士兵们深信，为天皇战死以后，他们就会成为靖国之神。靖国神社，是日本战前军国主义教育的最后一环。
步平说：“因为在当时他的理论是这样的，军人为天皇战死了，你就不是人了，成了靖国之神了，是神，过去日本的死者，靖国神社没有成立之前，死者，死人吧不能称神，进不了神社里去。为什么？战争死的人，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很，非正常死亡，那种人死了以后，他的怨灵，引来灾荒引来灾害的，后来怎么办呢？你说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为天皇死的人都称怨灵，都去引来灾害，那谁还去为天皇献身呢？他就是因为完全从这个角度出发，为了让大家去献身创造出来一个靖国神社说，为天皇献身的人神，不是普通的人，是这么一个东西，他专门制造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靖国神社，在明治天皇年间由国家兴建，供奉着自明治维新以来，近250万名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军人的亡灵。战争期间，大量被派遣出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所谓皇军，在这里宣誓，表示为天皇捐躯的决心。而当年日本的天皇也在每年的春季，骑着白马到这里参拜。
1978年，东条英机等十四个战争和战争惨案的策动者，也被作为所谓的昭和殉难者，放到靖国神社进行祭拜。又一次表明了靖国神社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性质。
步平说：“我另外强调这点，东条英机放进去以后，确实使靖国神社更成问题了不假，但东条英机进靖国神社是哪一年，1978年才把他放进去的，那其实1978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靖国神社一直是问题，所以你老强调东条英机，所以有的右翼政治家就提出口号，提出一个策略，说我们把东条英机他们拿出来，那我们再参拜行不行，这不等于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吗？其实我觉得拿出来也不行，因为你根本没改变你的本质问题。”
正因为这种军国主义的本质，到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也成了政治人物表明其战争态度的标志性行为。
从1985年开始，中曾根康弘和桥本龙太郎，都先后以首相的身份到靖国神社进行正式参拜，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在2001年对其支持者许下诺言，每年都要去靖国神社参拜，并且，到目前为止，他每年都实现了自己的许诺。
李良杰说：“你问问中条，你为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喊他万岁吗？”
中条说：“没有。当然没有。”
李良杰说：“那你是我们的友好人士。握手。”
中条说：“但是小泉政府如果没有大众支持的话，是不能执政的。”
李良杰说：“这个说法不对。”
中条说：“正因为很多人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不关心，才有很多人支持小泉政府。”
李良杰说：“不关心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历史。”
中条说：“李先生你今天说的话很多日本人不知道。”
李良杰说：“你们不知道历史所以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小标题：被人道主义感化的日军俘虏
战前，日本军国主义通过一系列的教育，让国民心甘情愿地走上了战场，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后来能够反省自己的战争犯罪，与他们有机会接受了另外一种教育不无关系，他们，都曾经作为战犯，在中国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了六年的教育改造。在那里，他们改变了对战争的认识。
在战犯管理所，最开始，战犯们并不认为他们入侵中国是非正义的，他们每天早晨还是要向着天皇的方向敬礼，遥拜。
关于如何对待这些战犯，周恩来总理作过指示，不能让一个战犯死亡，不能侮辱战犯，不能施加暴力，必须让战犯发自内心地反省，主动地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
在这里，战犯们受到了人道主义的对待，管理所为喜欢画画的人提供了画具，为喜欢音乐的人准备了乐器，甚至在粮食紧缺的时期，工作人员每天只吃两顿，吃的是高粱饭，而战犯们却是每天三顿，吃的是十分珍贵的白米饭。
铃木说：“最让我感动的是，当时有一名士兵由于对前途失望而试图自杀，他自杀的方式是跳大粪坑。有一个非常大的、可供几十人使用的大粪坑，他就想跳下去自杀。可是，有个管理员却跳入粪坑，把这个士兵救了上来。我正在想他会怎么做呢？他就用嘴把士兵嘴里的粪一口一口地吸了出来，吸进去吐出来，吸进去吐出来，就这样救了那个士兵，这是我亲眼看见了。”
金子说：“后来我们在中国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学习，就完全明白了，再也不要发动战争了。
正是这样充满人道主义的教育和关怀，使战犯们认识到了战争的错误，在1965年对战犯进行审判的时候，所有的战犯都主动交待了罪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被免予起诉，只有45名支团长级的军官、宪兵、特务机关成员被审判。
审判结果，45名被告分别被判处八到二十年的监禁，免予起诉的战犯回了日本，后来，被判刑的战犯刑期也被缩短，到1964年为止全都返回了日本。
从中国的战犯管理所归国的士兵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中国归还者连络会，简称中归连，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都参加了这个组织。组织里的成员在一年发行三次的会刊中，写下了向中国受害者赎罪的文章，还参加各种和平活动。但这些年，每年都有十五到二十多成员去世，其他的人也渐渐年事已高，参加不了活动了，现在中归连已经不存在了。
铃木说：“现在日本各地陆续出现了各种反战和维持和平的组织，即使中归连不存在了，我们也还是可以参加其他组织的活动的。”
2004年7月，中条朝来到南京，参观南京大屠杀殉难者纪念馆，并且在这里访问了屠杀幸存者倪翠屏，在那场屠杀中，倪翠屏一家死了8口人，她成了孤儿。
倪翠屏说：“我婶婶出来收衣服，怀着肚子，怀了七个月的小孩子，结果呢，被日本兵看到了，五个日本兵跟她后头追，五个日本兵，我那个叔叔进门就被他们抢啊，刺刀往身上打，把我叔叔活活打死了我父亲身上一共被打了三枪都是血，地下也是血。我还没有喊我父亲，日本兵又给我一枪。”
中条说：“亚洲的受害者要求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要求承担责任，而众多的日本人无视这种声音，就相当于丢掉了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尊严。这其实和这个挥舞着军刀的日本人是一样的。”
日本的右翼与左翼
中条朝有一个看法，在战争中，日本士兵迷失了人的本性，他们自己的尊严也被践踏，而现在，如果日本民众对战争的态度不转变的话，等于再次丢掉了人的尊严。
中条说：“现在，从日本的社会状况来看，正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我开始了这次旅程。”
中条朝所不愿意见到的那种无视历史事实，放弃人的尊严的行为，在日本，正在发生着，比如南京大屠杀，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暴行，尽管证据确凿，日本一些政客、学者和工业巨子仍顽固地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2001年，日本右翼组织更是召开集会，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
右翼学者还编写了所谓《新历史教科书》，在这部教科书中，侵华战争的事实真相被完全抹杀。比如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是这样几行文字——
2名日本兵在上海被射杀，以此为开端中日之间爆发了全面的战争。日军设想如果国民党政府首都陷落的话蒋介石也会投降，所以12月占领了南京。因为日军的到来，民众中出现不少死伤者。这是南京事件。
对于其他日军暴行，如731部队、日军性暴力侵害等在这部教科书中只字未提。
但这些，还并不是这本教科书的的关键问题。
步平说：“所以右翼教科书2001年出来的时候，你看看它的体系，和战前的教科书几乎一样的，所以问题在这儿，你看一个是讲日本文化日本神国，包括天皇的教育智育，然后呢，日本领导亚洲，建立大东亚共同圈又是这套体系了。”
步平认为，批判这种宣扬皇国史观，煽动国粹主义的教育体系，才是我们反对这本教科书的关键所在。
步平说：“我们老说，包括很多人，你们挑挑他这里多少问题，要提给他，要他修改，八个也好，十个也好，一百个也好，你提了，回过头来他真修改，他把你提的一百个问题，他都给你忽略不谈，你还有什么理由，你觉得能不能通过？照样不行吗？他那指导思想在那儿放着呢。”
近些年，日本还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以维持和平的名义向海外派兵，这种行为，也让日本的进步人士觉察到危险的信号。
表一文说：“现在日本正在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使自卫队随时都可以向海外派兵。经团联的会长，也是丰田的会长，就于今年七月主张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建立自卫队的派兵体制，从而成为亚洲的盟主。”
裱一文，日本进步学者，在日本右翼出版了新历史教科书以后，表一文等日本学者一方面对其作了抵制，另一方面，还倡议发起了一个活动，组织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一部三国认可的近代史教科书辅助教材。
裱一文说：“在日本发生了历史教科书问题，虽然我们对它进行了批判，但我认为不能光是简单地批判它，批判它扭曲了孩子们的历史观，而是应该考虑到底想让孩子们学习什么样的历史，想让他们建立起什么样的历史观，对这点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提案，也因此我们最后决定编制这个历史教科书。”
在日本学者与中韩两国学者共同编写教科书之前，日本的教科书斗争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1965年，日本出现了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家永三郎，大学教授，日本的著名历史学家，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被文部省勒令删除日本侵华的段落，于是家永三郎以日本政府和文部省为对象，提起了诉讼。
家永三郎的诉讼持续了32年时间，多次败诉，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在1997年8月終於有了最終結果，東京高等法院最終認定文部省對家永三郎教科書上“南京大屠殺”和“七三一部隊”等4個問題的修改違法，宣布家永三郎部分勝訴。此時的家永三郎已經85岁了。2002年，家永三郎去世。
步平说：“战后的教科书一直是一边进步力量推动他的改善，那边要让他改恶，就是抵制他，这两种力量在不断的斗争，这个斗争到改善的趋势到最高峰的时候是1997年，这个结果就是因为家永三郎诉讼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日本的右翼组织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企图，这部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就是在家永三郎诉讼胜利后进行的一次反扑，所幸的是，由于进步人士的抵制，2001年，在日本的中学中，这本教科书的采用率只有0.039％，但到了今年，日本学区又一次对教科书进行选用的时候，到八月底为止，这本教科书在日本全国的采用率达到了0.4%，尽管采用率还是很低，但比较2001年，还是提高了10倍。
面对这种情况，步平认为，中国人首先要该做的，是团结和支持日本的进步力量。
步平说：“因为进步的力量我们没有关注，我们没有团结起来的话，右翼又趁着政治又有倾化的力量它可能又起来，那么我们和进步力量的团结，抵制它让它的影响力小，这就是我们的策略。”
出于这样的考虑，多年以来，步平尽自己的力量，为日本的和平人士和进步组织提供中国方面的帮助，包括参加编写三国教科书，协助中国战争受害者日本律师团在中国的调查，也包括帮助中条朝这样的年轻人约见战争受害者，联系战争纪念馆。
步平说：“我觉得如果是这种调查如果做得好的话，他回去就不是影响一两个人的事。在日本要找到这样的人不太容易，所以我们要影响一个人，可能这一个人就影响很多。”
2005年6月，历经三年的讨论，中国学者和日韩学者合作编写的教科书辅助教材，在三国同时出版了，这本书的日文书名为《开创未来的历史》。
表一文说：“政府多年来一直试图从历史教科书中剥夺真理、掩藏真相，对此家永先生站了出来，这是家永先生的遗志，我们一定要继承下去，完成它是我们的使命，是我的使命。”
铃木说：“每当我想到战争的时候，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停的谢罪和反省。”
金子说：“正是因为感到有责任，我们才觉得今后不能让年轻人再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努力。”
72年前一份血淋淋的遇难者名单
“九一八”72周年前夕，一本纪录侵华日军在南京郊县实施大屠杀暴行的证词集——《苍天回眸（2）》，进入最后编辑阶段。这是本报记者率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暑期调查的成果。该证词集有近1／3的篇幅，记录了侵华日军在江苏南京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的部分暴行。
大屠杀始于南京城陷之前
截至本月15日，一份侵华日军在湖山大屠杀中遇难者的名单终于整理出来，一幅比较完整的侵华日军屠村惨景终于呈现在人们面前。
湖山，史料误记为“胡山”。据村民回忆，1937年12月6日，一支二三十人的侵华日军入侵湖山村，企图撕开南京外围的防线，这与史料记载完全吻合。这支日军先头部队当属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二天增援的侵略者随之进村。
日军在村里砍伐树木，捉鸡杀狗，抢劫村民粮食，布岗哨、挖掩体，并封锁了该村，开始屠杀。
村民戴昌继、陈开荣、戴大林、戴兴根、戴兴钏、戴昌遗，见日军进村，躲进两家房屋之间的滴水夹巷中，日军发现后将他们押至原小学操场，用刺刀一一刺死，其中戴大林与戴兴根是父子俩。马昌禄、马小马父子俩也在湖山小湖山村被无辜杀害。
湖山高庄夏家是母子同遭毒手。母亲夏赵氏受托将别人的孩子背到高庄（湖山另一自然村），出了村北，就被日军开枪打死；其子夏全富去看母亲遗体时，被日军在喉咙上捅了几刀。
夫妻遇难的不止一例。大湖山自然村的戴王氏背着棉胎，去找被日军抓捕的丈夫戴大如，出门后往村西走，被日军一枪打死。几天后，被迫充当苦力的戴大如和一位姓谢的村民，在麒麟西村被日军打死。湖山圣村戎国仁夫妇同往村北蚱蜢山方向跑，丈夫被日军枪杀于塘边，妻子戎赵氏目睹丈夫被日本兵打死，随即投入丈夫死难的赵家塘自尽。
在湖山高庄，则发生祖孙同时遇难的惨案：来此避难的夏家桃的外公被日本兵打死，外公17岁的孙女在遭日本兵强奸后跳塘而亡。
日军连幼儿也不放过。3岁的苏国久被日军抓住时，咬了对方一口，被扔进七乡河淹死。
一些村民为抬回遇难乡亲的遗体，自己也成了日军屠杀的对象。村民苏立椿逃难走到今栖霞区东湖边的公路上时，被日军机枪打中腹部。村民王恒斌、戴兴钊、苏立道、苏昌禄去抬苏立椿遗体，不期遇上日本兵，因躲不过便装着去“迎”他们，结果被日军抓到孟北村许巷刺死。
村民们见日军大肆杀人，纷纷外出避难。村民夏元居尚未出村，就在乌居山宕被日本兵打死。背着女儿去避难的张世福，被日本兵打死在路边。
在外躲避了两天的戎长伯、戴春龙，因不放心家中回来看看，均被日军打死。戴昌述招女婿来到湖山，女婿不放心父母，回今栖霞区江嵊村看望时，被日本兵打死在栖霞樟木桥。王义泰给逃难的族人送点吃的，惨遭日军刀砍并被踹进水塘而死。苏昌福从高庄自然村回湖山取被子，也被日本兵看到后杀死。
被日军抓夫充作苦力的乡亲，在外遇难的消息不断传来。戴大金、戴兴余、戴大钧在孟北村许巷给日军打死。被日本兵抓夫的秦义顺，不肯为日军挑东西也被打死。
来湖山避难的外村人遇害的消息也不断传出。在湖山圣村，两名从汤山来的避难者，女子在往蚱蜢山跑时被日军打死，男子则被日军打死在当地一位村民家的磨刀石旁。此外，有七八个外地人在湖山戴兴和家避难，也被日军打死。
3名被迫为日军带路的外村、本村村民，除1人因地形较熟，逃回去给乡亲们报信外，其余两人先后在湖山圣村、上法汛村被日军杀害。
圣村的戎士贵和一名姓严的马群男子，都是无辜百姓，因身穿中国军人的旧军衣或受训时发的制服，先后惨遭日军毒手。一名汤山军校的军人，因向岳父辞行，未能走脱，也被日军残杀。
施暴的日军也遭到村民的抵抗。当日军分别想杀害王立荣、杜仁清时，均遭反抗，但都被绑在树上砍了头。当两名日本兵纵火焚烧戴昌奇家房子时，戴将其赶跑，不久这两名日本兵叫来几个同伙，冲戴昌奇喉咙捅了一刀。圣村戎长福、杜义发被日本兵背靠背绑着用刺刀刺死。
湖山的统计显示，1937年冬有55位乡亲被日军屠杀（含一位逃难失踪的女性和两位被逼死的女性），除了去抬死难乡亲的遗体时，遭遇日军而被害的4位乡亲死于1937年12月16日，其余51位都死于南京城沦陷之前。
因传播的偏差，有些人似乎觉得南京大屠杀是“屠城”，始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其实，日军是既屠城又屠乡，其屠乡的时间早于南京城沦陷，侵华日军湖山暴行就是有力的例证。
一个村就有60人遇难
南京城沦陷后，地处南京东郊的湖山百姓继续遭殃。
1938年春节刚过，日军就于正月初二来到湖山。在湖山高庄老鸭塘，他们打死了淘米的村民夏家国。正月初十，他们来要“花姑娘”，又打死了夏家贞、夏小牛，而后者年仅15岁。湖山圣村的杜义海、杜仁安，也在克星塘（又称白果树大塘）遇难。
回想那段历史，湖山人至今悲愤不已。他们回忆说，亲人遇难后，家人无钱买、无处买、无人打棺材，一般都是草草下葬，1938年清明才改葬。一些绝户村民的遗体，只得由族人掩埋在“官坟山”（义冢地）。
戴兴江父母先后遇难后，哥哥又被日军抓夫，兄妹一下子成了孤儿，多亏乡亲们给点吃的才存活下来。有丧父之痛的夏全良回忆说，父亲死后，连木匠也找不到，就拿两块木板，身下一块，身上盖一块，用土埋了。由于父亲去世，作为兄长的他，不得不11岁就开始种田，“那时日本兵打死个中国人就像打死只麻雀”。
截至本月16日，记者和参与调查的南农大的同学自带干粮，跑遍湖山所有的自然村，采用“背靠背”的办法，取得20多份证词，在每份证词上证人都郑重地按了手印，村委会加盖了公章。从这些证词中已整理出38宗血案，除两例正在寻找第二位证人外，其余36宗血案都非孤证，时间、地点、遇难者、事件、见证人等要素一应俱全。
统计表明，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湖山村共有60人遇难，有15户绝户。侵华日军杀人的手段包括：刀刺、刀砍、枪杀、溺毙。一些乡亲死得很惨，王恒斌舌头被拖出四五寸长，王立荣头被日军砍下后，皮还连在脖子上。
如今，湖山至少还有两位数的历史见证人健在，许多死难者的坟墓也尚存。按照民俗，乡亲们每逢清明等日子，都要上坟祭奠先人。当在电视上看到，直到如今，日本政要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统领军队屠杀他们亲人的战犯牌位，日本右翼还在篡改侵华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湖山的乡亲们无不悲愤谴责。
村民要求为死难者立碑
此次调查引起了一些在宁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的关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利用部主任曹必宏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研究员均评价很高，认为该调查是认真、严谨的，整理出来的湖山村遇难者名单很有价值。记住这段历史，对教育青少年作用很大。
南京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张连红博士评价说，湖山“是侵华日军进攻南京外围的重要路线，也是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重要战场，很具代表性，是侵华日军在南京东郊施暴具有代表性的地点。选择这里进行解剖，很有价值”。
记者检索到1946年5月15日南京市汤山区筹备处主任张溥生、证人彭问松的《陈述书》，称：“自（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二月其间，居民韩德诚等二百三十余人先后被敌残杀殒命”，但是没有检索到应附的死难者名单。
查阅过相关档案的张连红教授说：“印象中大凡有死亡名单的案卷，我都看过，而且只要是未公布者，我都作了抄录。经查阅我抄录的资料，尚未发现这批死难者的名单。但是，资料显示当时汤山筹备区主任张溥生任该区调查负责人，督导员为黎剑虹，曾作过广泛调查。1946年8月15日（该区）向南京市临时参议员报送（过）各乡呈送的调查报告476份，可能该区的调查报告目前档案馆尚未完全整理出来。”
他说，通过调查取证整理出来的这份湖山遇难者的名单很重要，它弥补了目前一些档案不足的缺憾。即使今后发现了这部分档案，前后对照起来看更有价值。
在湖山村，一位有心的老党员苏国宝曾努力回想出43名遇难者的姓名，但经此次系统调查取证，发现这只有70％。调查结束时，苏国宝老人觉得，如今有了准确的名单，有必要立一块碑，教育子孙后代。湖山村党支部、村委会对这次调查也较重视，除派出得力向导帮助调查取证外，还表示立碑费用由村里负责。
人们注意到在浙江义乌崇山村，村民为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行，悼念本村遇难的乡亲，在村里立了纪念碑，使许多来此的青年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据悉，湖山遇难亲属中已有19户签名，将要求立碑的报告呈至镇里。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这些死难者是平民，不是有纪念意义的在战争中牺牲的新四军烈士。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则认为，在一个村有这么多人遇难，应该让全国人民、日本人民都知道，也让时刻想翻案的日本右翼知道，看看他们的先辈在中国犯下了怎样的罪行。村民自己立碑，纪念遇难的先祖，警示世人，警钟长鸣，符合“把真实的历史告诉青少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精神，碑文本身也是对日本右翼妄图翻案的一种有力反击。
后天就是9月18日，这既不是国家规定的纪念日，又不是民俗节日，也不是跟宗教领袖有关的节日，但是这一天应该成为我中华民族铭记的一天，因为在76年前的这一天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成为了另外一个民族奴役的对象，也成为了近代史上中华民族最深重灾难的开始。
第一篇 你对九一八了解多少？
九一八事变简介
背景：日本的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的方针。
7月25日，田中义一将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奏呈日本天皇，提出“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鼓吹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占领全中国，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
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
1931年3月31日，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宣称中国东北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认为“必须对控制满蒙资源、改变日本国内产业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准备”，但“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
6月19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拟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原则和步骤。
7月，日本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到东京，把这份大纲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8月，本庄繁加紧调整兵力部署，并去关东军驻地巡视，观看军事演习。在这期间，日本为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
事件经过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日本逐步确定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方针。1930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为了转移日益激化的国内阶级矛盾，日本加快了武力侵华的步伐，于1931年7月和8月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9月18日，日本又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第二篇日本侵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
日军老兵讲当年暴行曾吃被奸杀妇女
日本老兵讲述自己当年的暴行
今年1月，两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在日本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对着镜头讲出自己战时在中国的犯罪，当时，面对面地听到施暴者描述这样的经过，我们的记者和摄影师都流下了眼泪，60年前的侵略者就在眼前，60年前中国人民的苦难，也就在眼前。
一个当年侵华的日本兵铃木说：“我那时候的经历是这样的，当想着去强奸时，我们就进了一个村庄，我们大家是分头去的，我进屋后，就看见有个妇女抱着个很小的小孩，倦缩在床上，我一把掀开他们盖的被子，发现这个妈妈怀里抱着孩子，在不停地颤抖。干了这件坏事以后，我把房子点火烧了。房子是必须要点火烧的。”
另一年当年侵华的日本兵金子说：“带我去村子里的老兵要强奸一个妇女，这个妇女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她又打又骂又哭，激怒了这个老兵。于是老兵一边骂着那名妇女，一边抓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到了外面。当时那个村子里有井，有好几口井，这个妇女就被拽到了其中一口井，老兵把这个妇女一边往井里按，一边对我说：金子，你抬她的脚。于是我就抬起这个妇女的脚，我们喊着一、二、三就把这名妇女扔到了井里。这个妇女还有个孩子，看见妈妈被扔到了井里，就一直围着井台哭着喊“妈妈，妈妈”，他大概才4岁左右吧，个子还不够高，够不到井台。于是他一边哭着一边回到家中，搬了一个凳子，爬到凳子上喊着“妈妈”就跳到了井里。这个孩子就这样跳到了井里。当时我们不是都带着枪吗，还有手榴弹，日本的手榴弹有这么大，我记得当时带了两个，于是我就往井里扔了其中一个，轰地一声引爆了。井里的母子俩就都被炸死了。这就是我曾经干出来的事情，在昭和十六年。”
战后，在日本，当年的侵略历史始终遭到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掩盖，右翼学者编写了美化侵略，隐瞒罪行的历史教科书，一些政客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罪行，还有各种让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叫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参加过侵略战争的老兵站出来，对公众讲出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为历史作证，反省战争。
日本老兵们回忆：“我从来没想过人的肠子有那么长，四个中国人的肠子全都流到地面上，流了一地，死了。”
“全身被烧的很多，没法形容。”
“在那个地方强奸，强奸完后就杀了，头也给砍下来了，当时没有肉吃，让吃这个肉，大家也都很高兴就吃了，因为已经半个月以上没有吃过肉了。感觉比猪肉好吃。”
“他说金子你抬脚，我就抬起这个妇女的脚，在井边上有圆的井台，我就把这个妇女扔到井里。”
这是一部日本纪录片中的内容，片名叫做《日本鬼子》，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14名参加过战争的日本士兵讲述了他们在战争中的暴行。作为反省战争历史的纪录片，影片在好几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好评并且获奖，但在日本国内，影片迟迟没有得到公开放映，多家电视台都拒绝播放，费尽周折，最后在一家艺术影院，影片才得以面对公众。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一些老兵参加了各种和平活动，一次又一次地当众讲述自己当年的暴行，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就是其中的两位。
金子安次，85岁，入伍前是工人，铃木良雄，84岁，入伍前在家务农，原本是普通百姓的他们，从应征入伍开始，就开始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铃木良雄说：“日本的军队，在新兵进入军队后，都要进行三个月的新兵教育，在三个月中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教育，在新兵训练结束的时候，一定会有实战演习，就是把真正的敌人带来杀死的训练，一定会有这个的，把活人拉来刺杀。”
金子安次说：“开始杀人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的，所以总是刺不中。我们到中国的村子里去，把村民们拉来绑在树上。然后在枪上装上刺刀，喊着‘呀……’就冲上去了。活着就刺，当时他们还在树上绑着呢。”
铃木良雄说：“谁要是刺中了，就会取得好成绩，受到表扬。”
金子安次说：“开始的时候我也睡不着觉，不过杀了一个人，又杀了一个人以后，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战争的时候，日军杀中国人，杀得越多，成绩就越好。“今天你杀了几个人”“我杀了两人。”“好，明天我要杀三个”展开了这样的竞争。根据杀人的数量，军衔越升越高。这就是军队。所以我们都很兴奋，只要是中国人，不论是干什么的，见到就杀。
金子安次说：“我在中国呆了五年，做了很多坏事，比如说绑架，就是抓劳工，强行把中国人带到日本，这是绑架问题。还有抢棉花、小麦等等，也有这样的命令。另外还有毒气问题，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做过。在五年之内，可以说什么坏事都干过。”
侵华日军是如何从人变成野兽的
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无数暴行，这样的历史，在当今的日本社会，在年轻人中间，知道的人有多少呢？一位年轻的日本学者曾经就这个问题，在日本的大学生中做过问卷调查。
斋藤一晴说：“从问卷上看到，他们也大体上知道一些，比如南京大屠杀，细菌战，但是只是知道这个词，就是个名词，至于具体的里头的内容，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们几乎是不知道的。对战争的情况基本就不了解。”
步平说：“日本历史教育，他叫厚古薄今，过去的讲得多，近现代的就非常少，甚至都不讲。”
步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他主要研究日本问题，与日本人打了多年交道，对日本社会有着很深的了解。
步平说：“实际上他没有这个环境，我们的学生从小不仅是看教科书，我们可以看电视，看电影，看书，看报，我们的周围的社会环境，父母、爷爷、奶奶都会给他讲这个战争的问题，他是另外的环境。”
20047七月，在北京，我们见到了一位来自日本的年轻人，他一个人来到中国旅行，旅行的路线，是日本军队当年犯下暴行的地方。他叫中条朝，是一位大学生。
中条说：“小时候，在日本，我曾经有机会看到了一些关于慰安妇的片子，这种片子不断出现，拷问我们的社会，我当时就想，日本这样的社会好还是不好呢。
中条朝偶然知道日军暴行的时候，感到非常惊讶，他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日本社会这样忽视历史真相，会给战争受害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给日本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大学四年级，学校有一年做课题的时间，他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到战争受害国进行考察，在考察中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于是，他向亲友借了一笔钱，独自开始了这样的旅程。
中条说：“我没有亲眼看过这些受伤害的人，也没有去过当时发生这些事情的地方，所以我展开了这次旅程，想亲眼看看他们的现状，然后回日本告诉其他人。”
中条朝到北京之前，已经去过了朝鲜和中国东北，在走访战争受害者的时候，因为自己是日本人这样一个身份，他的内心总是有一种特别的滋味。
中条说：“我想去了解他们的情况，但我的心情很复杂，非常困惑，觉得作为日本人去跟他们去见面很失礼。
在劳工李良杰家
翻译：“因为他是第一次见这些强制去参加劳动的劳工，所以有一点紧张。”
这一天，中条朝访问的，是当年被强行抓到日本去的中国劳工李良杰。
李良杰说：“1944年，9月份，我正在地里干活……日本人来到我跟前二话不说，两个人拧着我的胳膊把我推推搡搡……到了扔到车上。”
李良杰说：“那一年我比他小好几岁，我才十四岁。”
在中国听到的关于日本军队的暴行，中条朝从来没有听家里的长辈们讲过，他的爷爷，在战争时期是军工厂的工人，没有出国作战，那么，那些上过战场的军人，会对自己的家人说起这些事情吗？
记者问：“跟你的女儿讲过这些事情吗？”
金子说：“对于我们曾经用枪杀过中国人这件事情，在日本这种环境里认真地反省是很难的。不过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我想我女儿是知道一些的，但是作为父亲，我没有直接对她说过，我没有直接说“你们的爸爸做过这个做过那个”，这种事情是很难说出口的。”
强奸，杀人，放火，抢劫，这些在文明社会里极端恶劣，不可饶恕的犯罪，铃木良雄和金子安次当年都做过了，在亲人的面前，这样羞耻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提起过，他们的妻子，也是在近些年因为丈夫接受采访，才知道这些，金子安次的妻子，几年前在镜头前这样说——
金子的妻子说：“每当有记者到我家来这样采访，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特别可恶，曾经做过那样的事情。但这就是战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也是被强令去做的，难以推卸。所以我很讨厌听这些，我其实也不希望他说这些事情的。”
铃木的妻子，在丈夫接受纪录片《日本鬼子》的采访时，才第一次知道丈夫的战争犯罪，后来，每次当丈夫接受采访的时候，妻子都会因为难堪而躲出家门。
面对铃木良雄和金子安次这样的老兵，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由于他们亲手对中国人民犯下罪恶，令人怒火中烧，另一方面，他们能够参加各种和平活动，接受媒体采访，一次次当众讲出自己的犯罪，这种勇气也让人看到他们人性回归的一面。
金子说：“我们犯下的罪行显然是非常大的，而且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我们反对战争，不是像别人那样简单地反对战争，不是在道理上反对，是根据我们的经历而反对，我们曾经在中国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铃木说：“我觉得对于自己过去犯下的罪行，只有把它全部讲出来，深刻地反省，才能重新做人，心安理得地做一个人。”
那么，在60多年前，是什么，让这些原本善良的百姓，变成了禽兽不如的战争工具呢？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采访的日本人，不约而同地将原因指向了战前的教育——
铃木良雄说：“只知道听上级的命令，根本没有分析的能力，上级说的话，天皇说的话是不会错的，天皇就一定是对的，一直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既没有分析、反省的能力，也根本没有想过要分析反省。我想这就是最大的错误。”
不加考虑地服从天皇的命令，在铃木良雄他们那一代人中，是从小就被灌输的观念和习惯。
金子说：“当时我上小学的时候，在学校里设有神坛，那里供着天皇的像，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不能正视，必须弯着腰鞠躬，腰要弯到不能再弯的地步，如果不这样的话，老师就会生气训斥。在乘坐公交车，或者看电影的时候，只要看到天皇的像，就一定脱帽致敬。就是这样的情况，一直认为天皇是伟大的，就是因为在学校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所以说后来，天皇说这么做那么做都认为理所应当。这样的教育持续了6年。”
冈田黎子说：“当时的教育是国家主义教育，它否定人性和个人主义，培养的是只遵从命令的人，而我们就成为了国家发动战争的后备军。”
冈田黎子，76岁，她在14岁的时候，应征参加了毒气的制造，虽然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参加制造的是毒气，但这些年，她还是感到自己对受害者负有责任。她把自己当时的经历画了出来，做成画册出版，警醒世人。
冈田黎子说：“当时学校就教育我们，日本是一个神的国家，做什么都一定能赢，打仗也是如此，因为是正义的，所以一定会赢。在古代，蒙古曾经侵略日本，但是他们在海上遇到了台风，风非常大，于是船翻了，士兵们最后都葬身海底。这是我们在历史课上学到的，正因为日本是神的国家，所以神才刮起了大风，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步平说：“日本战前的教科书，他是先讲日本有优秀的文化，做一个铺垫，然后又讲日本是神的国家，日本的国土，那么多岛屿都是一个个神化身变成岛，那么日本的天皇都是神的后代，他会给你列出一个天皇的后代，天皇的神的体系，从天上什么什么神，最后怎么到天皇最早的天皇就是神武天皇怎么下来的，那么神武天皇往后又是怎么一代下来的，这个早期东西，它本来是一个神话传说，他把他当成一个历史史实教给你，先是优秀的文化，又是神，给你打一个烙印，深深的烙印是什么，日本优秀。我优秀我就有资格领导亚洲，因为我们亚洲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了，要抵抗，谁能领导亚洲，就是我日本能领导，因为我们优秀。”
金子说：“日本和日本国民都是非常优秀，而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杀了劣等民族的人，你的灵魂就会得到拯救，所以一定要杀，也因此我们就很坦然地去杀人了。”
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年轻的士兵们满怀着为天皇效忠，为国家效力的自豪感，理直气壮地走上了侵略的道路，而他们的亲人，也怀着同样的自豪感，把他们送上杀人与被杀的战场。
靖国神社的背后
当时还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1931年12月，一个叫井上清一的日军中尉接到了命令，要进驻满洲，一天中午，他回到家里，发现新婚不久的妻子井上千代子略施粉黛、身着重装，端坐在蒲团上，用短刀自杀身亡。
在遗书里，千代子这样说：“我的丈夫，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恭喜你。在你出征以前，我将离开人世，让你没有任何牵挂，请尽力为国工作，拜托的事情只有这一件。”
千代子以自戕激励丈夫走上战场的行为，马上成了日本新闻宣传的热点，迅速被拍成了电影，写成书，成了日本女性的楷模。井上清一也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当他踏上侵略路程的时候，无数的人到车站为他送别。
井上清一在车站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请为我祝福吧！为报答妻子的良苦用心，我不希望生还，尽力发挥伟大军人的作用。
井上清一这个日本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却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照片，保存在辽宁抚顺的平顶山惨案纪念馆，1932年9月16日，在平顶山村，井上清一举起了屠刀，发出了灭绝屠杀的命令，致使这个村庄死亡3200多人，几乎被杀绝。
在战争后期，日本军队里还出现了神风突击队，队员们都是年轻的志愿者，他们写下绝命书，怀着对天皇的忠诚驾驶飞机冲向美军的战舰。
这些怀着必死之心的年轻士兵们深信，为天皇战死以后，他们就会成为靖国之神。靖国神社，是日本战前军国主义教育的最后一环。
步平说：“因为在当时他的理论是这样的，军人为天皇战死了，你就不是人了，成了靖国之神了，是神，过去日本的死者，靖国神社没有成立之前，死者，死人吧不能称神，进不了神社里去。为什么？战争死的人，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很，非正常死亡，那种人死了以后，他的怨灵，引来灾荒引来灾害的，后来怎么办呢？你说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为天皇死的人都称怨灵，都去引来灾害，那谁还去为天皇献身呢？他就是因为完全从这个角度出发，为了让大家去献身创造出来一个靖国神社说，为天皇献身的人神，不是普通的人，是这么一个东西，他专门制造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靖国神社，在明治天皇年间由国家兴建，供奉着自明治维新以来，近250万名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军人的亡灵。战争期间，大量被派遣出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所谓皇军，在这里宣誓，表示为天皇捐躯的决心。而当年日本的天皇也在每年的春季，骑着白马到这里参拜。
1978年，东条英机等十四个战争和战争惨案的策动者，也被作为所谓的昭和殉难者，放到靖国神社进行祭拜。又一次表明了靖国神社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性质。
步平说：“我另外强调这点，东条英机放进去以后，确实使靖国神社更成问题了不假，但东条英机进靖国神社是哪一年，1978年才把他放进去的，那其实1978年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靖国神社一直是问题，所以你老强调东条英机，所以有的右翼政治家就提出口号，提出一个策略，说我们把东条英机他们拿出来，那我们再参拜行不行，这不等于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吗？其实我觉得拿出来也不行，因为你根本没改变你的本质问题。”
正因为这种军国主义的本质，到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也成了政治人物表明其战争态度的标志性行为。
从1985年开始，中曾根康弘和桥本龙太郎，都先后以首相的身份到靖国神社进行正式参拜，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在2001年对其支持者许下诺言，每年都要去靖国神社参拜，并且，到目前为止，他每年都实现了自己的许诺。
李良杰说：“你问问中条，你为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喊他万岁吗？”
中条说：“没有。当然没有。”
李良杰说：“那你是我们的友好人士。握手。”
中条说：“但是小泉政府如果没有大众支持的话，是不能执政的。”
李良杰说：“这个说法不对。”
中条说：“正因为很多人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不关心，才有很多人支持小泉政府。”
李良杰说：“不关心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历史。”
中条说：“李先生你今天说的话很多日本人不知道。”
李良杰说：“你们不知道历史所以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小标题：被人道主义感化的日军俘虏
战前，日本军国主义通过一系列的教育，让国民心甘情愿地走上了战场，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后来能够反省自己的战争犯罪，与他们有机会接受了另外一种教育不无关系，他们，都曾经作为战犯，在中国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了六年的教育改造。在那里，他们改变了对战争的认识。
在战犯管理所，最开始，战犯们并不认为他们入侵中国是非正义的，他们每天早晨还是要向着天皇的方向敬礼，遥拜。
关于如何对待这些战犯，周恩来总理作过指示，不能让一个战犯死亡，不能侮辱战犯，不能施加暴力，必须让战犯发自内心地反省，主动地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
在这里，战犯们受到了人道主义的对待，管理所为喜欢画画的人提供了画具，为喜欢音乐的人准备了乐器，甚至在粮食紧缺的时期，工作人员每天只吃两顿，吃的是高粱饭，而战犯们却是每天三顿，吃的是十分珍贵的白米饭。
铃木说：“最让我感动的是，当时有一名士兵由于对前途失望而试图自杀，他自杀的方式是跳大粪坑。有一个非常大的、可供几十人使用的大粪坑，他就想跳下去自杀。可是，有个管理员却跳入粪坑，把这个士兵救了上来。我正在想他会怎么做呢？他就用嘴把士兵嘴里的粪一口一口地吸了出来，吸进去吐出来，吸进去吐出来，就这样救了那个士兵，这是我亲眼看见了。”
金子说：“后来我们在中国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学习，就完全明白了，再也不要发动战争了。
正是这样充满人道主义的教育和关怀，使战犯们认识到了战争的错误，在1965年对战犯进行审判的时候，所有的战犯都主动交待了罪行。他们当中绝大多数被免予起诉，只有45名支团长级的军官、宪兵、特务机关成员被审判。
审判结果，45名被告分别被判处八到二十年的监禁，免予起诉的战犯回了日本，后来，被判刑的战犯刑期也被缩短，到1964年为止全都返回了日本。
从中国的战犯管理所归国的士兵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中国归还者连络会，简称中归连，金子安次和铃木良雄都参加了这个组织。组织里的成员在一年发行三次的会刊中，写下了向中国受害者赎罪的文章，还参加各种和平活动。但这些年，每年都有十五到二十多成员去世，其他的人也渐渐年事已高，参加不了活动了，现在中归连已经不存在了。
铃木说：“现在日本各地陆续出现了各种反战和维持和平的组织，即使中归连不存在了，我们也还是可以参加其他组织的活动的。”
2004年7月，中条朝来到南京，参观南京大屠杀殉难者纪念馆，并且在这里访问了屠杀幸存者倪翠屏，在那场屠杀中，倪翠屏一家死了8口人，她成了孤儿。
倪翠屏说：“我婶婶出来收衣服，怀着肚子，怀了七个月的小孩子，结果呢，被日本兵看到了，五个日本兵跟她后头追，五个日本兵，我那个叔叔进门就被他们抢啊，刺刀往身上打，把我叔叔活活打死了我父亲身上一共被打了三枪都是血，地下也是血。我还没有喊我父亲，日本兵又给我一枪。”
中条说：“亚洲的受害者要求追究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要求承担责任，而众多的日本人无视这种声音，就相当于丢掉了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尊严。这其实和这个挥舞着军刀的日本人是一样的。”
日本的右翼与左翼
中条朝有一个看法，在战争中，日本士兵迷失了人的本性，他们自己的尊严也被践踏，而现在，如果日本民众对战争的态度不转变的话，等于再次丢掉了人的尊严。
中条说：“现在，从日本的社会状况来看，正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我开始了这次旅程。”
中条朝所不愿意见到的那种无视历史事实，放弃人的尊严的行为，在日本，正在发生着，比如南京大屠杀，人类历史上骇人听闻的暴行，尽管证据确凿，日本一些政客、学者和工业巨子仍顽固地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2001年，日本右翼组织更是召开集会，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
右翼学者还编写了所谓《新历史教科书》，在这部教科书中，侵华战争的事实真相被完全抹杀。比如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是这样几行文字——
2名日本兵在上海被射杀，以此为开端中日之间爆发了全面的战争。日军设想如果国民党政府首都陷落的话蒋介石也会投降，所以12月占领了南京。因为日军的到来，民众中出现不少死伤者。这是南京事件。
对于其他日军暴行，如731部队、日军性暴力侵害等在这部教科书中只字未提。
但这些，还并不是这本教科书的的关键问题。
步平说：“所以右翼教科书2001年出来的时候，你看看它的体系，和战前的教科书几乎一样的，所以问题在这儿，你看一个是讲日本文化日本神国，包括天皇的教育智育，然后呢，日本领导亚洲，建立大东亚共同圈又是这套体系了。”
步平认为，批判这种宣扬皇国史观，煽动国粹主义的教育体系，才是我们反对这本教科书的关键所在。
步平说：“我们老说，包括很多人，你们挑挑他这里多少问题，要提给他，要他修改，八个也好，十个也好，一百个也好，你提了，回过头来他真修改，他把你提的一百个问题，他都给你忽略不谈，你还有什么理由，你觉得能不能通过？照样不行吗？他那指导思想在那儿放着呢。”
近些年，日本还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以维持和平的名义向海外派兵，这种行为，也让日本的进步人士觉察到危险的信号。
表一文说：“现在日本正在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使自卫队随时都可以向海外派兵。经团联的会长，也是丰田的会长，就于今年七月主张日本修改宪法第九条，建立自卫队的派兵体制，从而成为亚洲的盟主。”
裱一文，日本进步学者，在日本右翼出版了新历史教科书以后，表一文等日本学者一方面对其作了抵制，另一方面，还倡议发起了一个活动，组织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一部三国认可的近代史教科书辅助教材。
裱一文说：“在日本发生了历史教科书问题，虽然我们对它进行了批判，但我认为不能光是简单地批判它，批判它扭曲了孩子们的历史观，而是应该考虑到底想让孩子们学习什么样的历史，想让他们建立起什么样的历史观，对这点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提案，也因此我们最后决定编制这个历史教科书。”
在日本学者与中韩两国学者共同编写教科书之前，日本的教科书斗争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1965年，日本出现了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家永三郎，大学教授，日本的著名历史学家，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被文部省勒令删除日本侵华的段落，于是家永三郎以日本政府和文部省为对象，提起了诉讼。
家永三郎的诉讼持续了32年时间，多次败诉，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在1997年8月終於有了最終結果，東京高等法院最終認定文部省對家永三郎教科書上“南京大屠殺”和“七三一部隊”等4個問題的修改違法，宣布家永三郎部分勝訴。此時的家永三郎已經85岁了。2002年，家永三郎去世。
步平说：“战后的教科书一直是一边进步力量推动他的改善，那边要让他改恶，就是抵制他，这两种力量在不断的斗争，这个斗争到改善的趋势到最高峰的时候是1997年，这个结果就是因为家永三郎诉讼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日本的右翼组织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企图，这部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就是在家永三郎诉讼胜利后进行的一次反扑，所幸的是，由于进步人士的抵制，2001年，在日本的中学中，这本教科书的采用率只有0.039％，但到了今年，日本学区又一次对教科书进行选用的时候，到八月底为止，这本教科书在日本全国的采用率达到了0.4%，尽管采用率还是很低，但比较2001年，还是提高了10倍。
面对这种情况，步平认为，中国人首先要该做的，是团结和支持日本的进步力量。
步平说：“因为进步的力量我们没有关注，我们没有团结起来的话，右翼又趁着政治又有倾化的力量它可能又起来，那么我们和进步力量的团结，抵制它让它的影响力小，这就是我们的策略。”
出于这样的考虑，多年以来，步平尽自己的力量，为日本的和平人士和进步组织提供中国方面的帮助，包括参加编写三国教科书，协助中国战争受害者日本律师团在中国的调查，也包括帮助中条朝这样的年轻人约见战争受害者，联系战争纪念馆。
步平说：“我觉得如果是这种调查如果做得好的话，他回去就不是影响一两个人的事。在日本要找到这样的人不太容易，所以我们要影响一个人，可能这一个人就影响很多。”
2005年6月，历经三年的讨论，中国学者和日韩学者合作编写的教科书辅助教材，在三国同时出版了，这本书的日文书名为《开创未来的历史》。
表一文说：“政府多年来一直试图从历史教科书中剥夺真理、掩藏真相，对此家永先生站了出来，这是家永先生的遗志，我们一定要继承下去，完成它是我们的使命，是我的使命。”
铃木说：“每当我想到战争的时候，我能做到的就是不停的谢罪和反省。”
金子说：“正是因为感到有责任，我们才觉得今后不能让年轻人再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努力。”
72年前一份血淋淋的遇难者名单
“九一八”72周年前夕，一本纪录侵华日军在南京郊县实施大屠杀暴行的证词集——《苍天回眸（2）》，进入最后编辑阶段。这是本报记者率南京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暑期调查的成果。该证词集有近1／3的篇幅，记录了侵华日军在江苏南京江宁区汤山镇湖山村的部分暴行。
大屠杀始于南京城陷之前
截至本月15日，一份侵华日军在湖山大屠杀中遇难者的名单终于整理出来，一幅比较完整的侵华日军屠村惨景终于呈现在人们面前。
湖山，史料误记为“胡山”。据村民回忆，1937年12月6日，一支二三十人的侵华日军入侵湖山村，企图撕开南京外围的防线，这与史料记载完全吻合。这支日军先头部队当属侵华日军第16师团，第二天增援的侵略者随之进村。
日军在村里砍伐树木，捉鸡杀狗，抢劫村民粮食，布岗哨、挖掩体，并封锁了该村，开始屠杀。
村民戴昌继、陈开荣、戴大林、戴兴根、戴兴钏、戴昌遗，见日军进村，躲进两家房屋之间的滴水夹巷中，日军发现后将他们押至原小学操场，用刺刀一一刺死，其中戴大林与戴兴根是父子俩。马昌禄、马小马父子俩也在湖山小湖山村被无辜杀害。
湖山高庄夏家是母子同遭毒手。母亲夏赵氏受托将别人的孩子背到高庄（湖山另一自然村），出了村北，就被日军开枪打死；其子夏全富去看母亲遗体时，被日军在喉咙上捅了几刀。
夫妻遇难的不止一例。大湖山自然村的戴王氏背着棉胎，去找被日军抓捕的丈夫戴大如，出门后往村西走，被日军一枪打死。几天后，被迫充当苦力的戴大如和一位姓谢的村民，在麒麟西村被日军打死。湖山圣村戎国仁夫妇同往村北蚱蜢山方向跑，丈夫被日军枪杀于塘边，妻子戎赵氏目睹丈夫被日本兵打死，随即投入丈夫死难的赵家塘自尽。
在湖山高庄，则发生祖孙同时遇难的惨案：来此避难的夏家桃的外公被日本兵打死，外公17岁的孙女在遭日本兵强奸后跳塘而亡。
日军连幼儿也不放过。3岁的苏国久被日军抓住时，咬了对方一口，被扔进七乡河淹死。
一些村民为抬回遇难乡亲的遗体，自己也成了日军屠杀的对象。村民苏立椿逃难走到今栖霞区东湖边的公路上时，被日军机枪打中腹部。村民王恒斌、戴兴钊、苏立道、苏昌禄去抬苏立椿遗体，不期遇上日本兵，因躲不过便装着去“迎”他们，结果被日军抓到孟北村许巷刺死。
村民们见日军大肆杀人，纷纷外出避难。村民夏元居尚未出村，就在乌居山宕被日本兵打死。背着女儿去避难的张世福，被日本兵打死在路边。
在外躲避了两天的戎长伯、戴春龙，因不放心家中回来看看，均被日军打死。戴昌述招女婿来到湖山，女婿不放心父母，回今栖霞区江嵊村看望时，被日本兵打死在栖霞樟木桥。王义泰给逃难的族人送点吃的，惨遭日军刀砍并被踹进水塘而死。苏昌福从高庄自然村回湖山取被子，也被日本兵看到后杀死。
被日军抓夫充作苦力的乡亲，在外遇难的消息不断传来。戴大金、戴兴余、戴大钧在孟北村许巷给日军打死。被日本兵抓夫的秦义顺，不肯为日军挑东西也被打死。
来湖山避难的外村人遇害的消息也不断传出。在湖山圣村，两名从汤山来的避难者，女子在往蚱蜢山跑时被日军打死，男子则被日军打死在当地一位村民家的磨刀石旁。此外，有七八个外地人在湖山戴兴和家避难，也被日军打死。
3名被迫为日军带路的外村、本村村民，除1人因地形较熟，逃回去给乡亲们报信外，其余两人先后在湖山圣村、上法汛村被日军杀害。
圣村的戎士贵和一名姓严的马群男子，都是无辜百姓，因身穿中国军人的旧军衣或受训时发的制服，先后惨遭日军毒手。一名汤山军校的军人，因向岳父辞行，未能走脱，也被日军残杀。
施暴的日军也遭到村民的抵抗。当日军分别想杀害王立荣、杜仁清时，均遭反抗，但都被绑在树上砍了头。当两名日本兵纵火焚烧戴昌奇家房子时，戴将其赶跑，不久这两名日本兵叫来几个同伙，冲戴昌奇喉咙捅了一刀。圣村戎长福、杜义发被日本兵背靠背绑着用刺刀刺死。
湖山的统计显示，1937年冬有55位乡亲被日军屠杀（含一位逃难失踪的女性和两位被逼死的女性），除了去抬死难乡亲的遗体时，遭遇日军而被害的4位乡亲死于1937年12月16日，其余51位都死于南京城沦陷之前。
因传播的偏差，有些人似乎觉得南京大屠杀是“屠城”，始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其实，日军是既屠城又屠乡，其屠乡的时间早于南京城沦陷，侵华日军湖山暴行就是有力的例证。
一个村就有60人遇难
南京城沦陷后，地处南京东郊的湖山百姓继续遭殃。
1938年春节刚过，日军就于正月初二来到湖山。在湖山高庄老鸭塘，他们打死了淘米的村民夏家国。正月初十，他们来要“花姑娘”，又打死了夏家贞、夏小牛，而后者年仅15岁。湖山圣村的杜义海、杜仁安，也在克星塘（又称白果树大塘）遇难。
回想那段历史，湖山人至今悲愤不已。他们回忆说，亲人遇难后，家人无钱买、无处买、无人打棺材，一般都是草草下葬，1938年清明才改葬。一些绝户村民的遗体，只得由族人掩埋在“官坟山”（义冢地）。
戴兴江父母先后遇难后，哥哥又被日军抓夫，兄妹一下子成了孤儿，多亏乡亲们给点吃的才存活下来。有丧父之痛的夏全良回忆说，父亲死后，连木匠也找不到，就拿两块木板，身下一块，身上盖一块，用土埋了。由于父亲去世，作为兄长的他，不得不11岁就开始种田，“那时日本兵打死个中国人就像打死只麻雀”。
截至本月16日，记者和参与调查的南农大的同学自带干粮，跑遍湖山所有的自然村，采用“背靠背”的办法，取得20多份证词，在每份证词上证人都郑重地按了手印，村委会加盖了公章。从这些证词中已整理出38宗血案，除两例正在寻找第二位证人外，其余36宗血案都非孤证，时间、地点、遇难者、事件、见证人等要素一应俱全。
统计表明，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湖山村共有60人遇难，有15户绝户。侵华日军杀人的手段包括：刀刺、刀砍、枪杀、溺毙。一些乡亲死得很惨，王恒斌舌头被拖出四五寸长，王立荣头被日军砍下后，皮还连在脖子上。
如今，湖山至少还有两位数的历史见证人健在，许多死难者的坟墓也尚存。按照民俗，乡亲们每逢清明等日子，都要上坟祭奠先人。当在电视上看到，直到如今，日本政要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参拜统领军队屠杀他们亲人的战犯牌位，日本右翼还在篡改侵华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湖山的乡亲们无不悲愤谴责。
村民要求为死难者立碑
此次调查引起了一些在宁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的关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利用部主任曹必宏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研究员均评价很高，认为该调查是认真、严谨的，整理出来的湖山村遇难者名单很有价值。记住这段历史，对教育青少年作用很大。
南京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张连红博士评价说，湖山“是侵华日军进攻南京外围的重要路线，也是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重要战场，很具代表性，是侵华日军在南京东郊施暴具有代表性的地点。选择这里进行解剖，很有价值”。
记者检索到1946年5月15日南京市汤山区筹备处主任张溥生、证人彭问松的《陈述书》，称：“自（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至二十七年二月其间，居民韩德诚等二百三十余人先后被敌残杀殒命”，但是没有检索到应附的死难者名单。
查阅过相关档案的张连红教授说：“印象中大凡有死亡名单的案卷，我都看过，而且只要是未公布者，我都作了抄录。经查阅我抄录的资料，尚未发现这批死难者的名单。但是，资料显示当时汤山筹备区主任张溥生任该区调查负责人，督导员为黎剑虹，曾作过广泛调查。1946年8月15日（该区）向南京市临时参议员报送（过）各乡呈送的调查报告476份，可能该区的调查报告目前档案馆尚未完全整理出来。”
他说，通过调查取证整理出来的这份湖山遇难者的名单很重要，它弥补了目前一些档案不足的缺憾。即使今后发现了这部分档案，前后对照起来看更有价值。
在湖山村，一位有心的老党员苏国宝曾努力回想出43名遇难者的姓名，但经此次系统调查取证，发现这只有70％。调查结束时，苏国宝老人觉得，如今有了准确的名单，有必要立一块碑，教育子孙后代。湖山村党支部、村委会对这次调查也较重视，除派出得力向导帮助调查取证外，还表示立碑费用由村里负责。
人们注意到在浙江义乌崇山村，村民为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行，悼念本村遇难的乡亲，在村里立了纪念碑，使许多来此的青年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据悉，湖山遇难亲属中已有19户签名，将要求立碑的报告呈至镇里。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这些死难者是平民，不是有纪念意义的在战争中牺牲的新四军烈士。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则认为，在一个村有这么多人遇难，应该让全国人民、日本人民都知道，也让时刻想翻案的日本右翼知道，看看他们的先辈在中国犯下了怎样的罪行。村民自己立碑，纪念遇难的先祖，警示世人，警钟长鸣，符合“把真实的历史告诉青少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精神，碑文本身也是对日本右翼妄图翻案的一种有力反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