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体字和简体字的来源.
网上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呆胞、番鬼（注：一种对台湾人的污蔑性说法，原文如此，坚决反对如此用语，请大家不要误会）跳出来攻击简体字，“简体字是共产党的发明”啦、“共产党强迫大家使用简体字”啦、“简体字破坏中国文化啦”、“简体字破坏汉字结构”啦，他们这些贻笑大方的攻击洽洽暴露了他们对简化字、甚至是繁体字的无知。
大家算一算，那些攻击简化字的人共提出了多少可笑的理由？你真以为他们那么有历史使命感，要来保护连他们也不大了然的中华文化（比如那些宣扬“繁体字比简化字符合造字规则”的人，我敢说他们其实对字源一窍不通）？我看其实是一种“吃亏了”的心理在作怪，却拼命要给自己造出一些堂皇的理由。
海外有人把简化汉字当成共产党的专利。实际上，汉字简化运动在共产党当政之前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即使是国民党政府，当初也试图推行简化字，只是由于没有后来共产党政府的号召力而半途而废。至于后来国民党出于“凡共产党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政治目的，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对、攻击、毁谤简体字，在台湾及海外遗毒至今，甚至于多年前《世界日报》还长篇登载《简化字就是红卫兵》这种贻笑大方的文章，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共产党对汉字简化的主要功绩，就是把以前主要存在于知识界和民间的汉字简化运动转化为国家政策，积极推行，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大陆上推出简体字大概是在1956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从劳动量上分析，写起信作起文来，写简字的速度确实是比写繁体要快得多。所以简体字在大陆的推而广之，并没有什么人抱怨和抵制。但台湾方面的"正统派"却常常斥简体字为不伦不类，有违祖宗之法而不能接受。对于这一点，我是不以为然的。简体字的始作俑者，正是当年退居东南，后负隅顽抗的国民政府。可惜该自我矮化的政府早已把此事和当年亲自出卖外蒙的事一样，忘得个一干二净。
论起字来，从无"正宗"之说。人人皆知是仓颉造字，那么只有他造的字才能称为正宗。中国文字的创造衍生和发展，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年代。比如甲骨文，史书上从未有过记载。直到100年前才有人偶然从中药铺的所谓"龙骨"上发现。先有王国维后有郭沫若等一大帮人研究考证，这才有今日之甲骨文学问。至于先秦的金石钟鼎和秦代的篆书，如今真正能识的人也不会有太多。大概到汉隶魏碑之后，那字才渐渐能辩。但我读昭和法帖中收有的东汉末年张飞的字，仍是不识的为多。那历史上的张飞，还是个大书法家，字写得比诸葛亮要好得多。那罗贯中聊三国把张飞聊成个燕颌虎须的鲁莽汉子，实在是罪过，对不住张家后代。当然到了晋朝王羲之的兰亭序，王献之吃中药时写的鸭头丸帖和拉肚子时写的忽肚痛帖，这几本中国书法史上最有名的字帖，那字体与今日的字形无异了。所以我想今日所说的繁体字的根基，应源于汉晋之交的年代。距今约1500年左右。
但简体字并不是就迟出生了1500年!有80%的简体字是从历代的草书中挑选而出。简体字的主要参考来源是王羲之的正草十七帖。年龄也在1500年左右。也有部分从宋朝徽宗的行草千字文"天地玄皇，宇宙洪荒"中衍出。虽晚了近500年，但于今日来说，也是古董文物得可以。所以实在来说，简体字并非是共产革命的产物，而是我们祖宗的宝贝遗产。我曾有幸与几位来自台湾，国学根底很深的老先生聊过简体字的问题。对于简体字主要源于草书这一点，他们是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认写绝大部分的简体字，也非难事，因为那本身就是正草的写法。但他们疑问的是，是否有必要把正草这样一种很高的艺术来教给工友农夫等大众，替代他们的日常写读之用。如此普及，恐怕也太滥。老先生们的心是好的，但我这个人毕竟受过共党多年的赤化教育。所以记得当时与他们一席聊，我嘴上唯唯诺诺，但肚里就早已大唱起"什么花结什么果，什么立场说什么话"的革命歌曲来了。
但老先生们的话也使我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简体字不能为台湾方面接受的原因。俗话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原来知之者珍为"阳春白雪"但愿和者越寡越好;而不知之者鄙为"下里巴人"、"共产邪物"，不愿与之同歌，怕降了自己的身份。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央政府(匪)抢先推出了简化字方案，中央政府
(岛)不屑与之为伍，就把开发多年，本来形制上已相差无几的一套简化字方案彻底抛弃，如同其在拼音问题上的做法一样。
所以怪来怪去，还是要怪蒋老总统当年搬家搬得太匆忙，少带了几部好帖去台湾。那年民国政府偏安乔迁，最要紧需要搬走的东西有两样:一是北京故宫中的文物宝贝，二是上海人手中的黄金。北京故宫里的东西好办，装箱运船即是。但上海人手中的黄金，是散在各家各户，要占为己有装入箱子运走却是也不易。好在当时的太子真是聪明绝顶，他深知上海人崇洋也恐洋，贪钱更惜命的心理。于是手书一则告示，大意说:"私藏黄金乃扰乱金融之罪，必须限时限刻去中央银行兑换成法币，愈期不兑，一经用美国最新发明的测金器探出，格杀不论。"几天后，果有报纸大幅登出某街某弄某号某家某人被那测金器查出私藏金条，拖出去枪毙的消息和照片。上海人想，美国人原子弹也造的出，发明那测金器也不是什么难事。所以纷纷争先恐后去银行兑换纸币，怕去晚了遭杀头。换了纸币后，大家又一窝蜂赶去十六铺(黄浦江码头一带，有许多宁波人开的店专卖咸鱼干货)买干粮食品以备打仗。据说当时十两一根的4s黄鱼(大金条)，换成法币后，仅够买一条咸黄鱼而已。所以上海人手中的黄金，自那时起早已被刮走。。到了十几年后红卫兵再掘地三尺，也仅剩一些女人的耳环戒指而已，大小黄鱼早已游去了台湾。好在文革时的红卫兵信奉中国的土方法，抄出东西来，给事主戴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游游街，出出洋相而已，并没有死罪。不象当年的太子政策，抄出黄金的事主，分分钟可被拉出去放枪打靶。所以今后如有人来比较这二段抄黄金的历史，一定会感到，土红卫兵哪里比得上当年的后备共产党员蒋经锅，革命造反的劲头和策略差个十万八千里远!
至于那故宫中的宝物，其实真正运去台湾的也不算多。好多精品早已被那败家的溥仪带到天津，后流入东北。这本正草十七帖真迹，没有被带去台湾，现在还存在沈阳的博物馆里。而其仅存的几本摹本也都流落在大陆各地，解放后才收集起来。其间有人印刷流传，亦有好事者作为蓝本去发明什么简体字。要是这几部好帖当年被带去台湾，也展览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的话，那今天台湾的大众也不至于大惊小怪，视简字如天书蝌蚪文。所以这也怪不得他们。正如陶渊明笔下有为避秦乱而入桃花源的人，陶先生与他们讲有魏晋之朝，如鸡同鸭讲似地讲不通是同样的道理啊。
年前两岸会谈的对手中，焦先生的国学功底，似乎也不甚清楚。那位辜老先生，从"日据时代"起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文章极其漂亮，还是京戏的绝对热心票友，唱得一口好戏文。想来他读几个草书简字，不会有问题。那李前总统，只知他在康奈尔拿得农学PhD，所以英文料无问题;又知他自称1945年台湾光复前一直以为自己是日本人，至于中文尤其是国学古文功底就无从考了。但好在日本那50个假名的写法，不少也是从王羲之的正草十七帖中盗版剽窃而去，所以想来李次郎认那简字是会认的，只是发出音来，可能就是"啊衣呜唉喔，卡key裤开哭"了。
目前大陆使用的简化字是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审订通过的，以后虽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但一直使用到今天，成为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１９７７年，曾公布《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在报刊上试用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宣布废除。至今台湾、海外一些攻击简化字的文章，所举的例子往往都是这个方案的，他们以为它还在大陆通行，其对简化字之无知，由此可见。最可笑的，莫过于咸片导演李翰祥曾在《世界日报》上登文说，汉字简化后，他的名字就成了“李汗祥”，不由让他汗涔涔下。“翰”何时又曾简化为“汗”来着？李导大概把某位大陆人写的错别字也当成简化字，白出了一身汗。建议简化字的反对者都先去学学简体字，再来发表高论。否则，支持简体字的人大体都懂繁体字，而反对的人却对简体字一窍不通，这架还怎么打？
反对汉字简化的一个理由，是繁体字符合汉字造字规则，虽然难写，却要比简体字容易认。其实汉字演变到楷书，不管繁、简，都已是面目全非了，真想知道一个字的由来，至少也必须懂得小篆甚至甲骨文，而教儿童认字的小学教师，哪会有这样的功力？即使有水平高超的小学老师，能把某个字为何这么写讲得头头是道，又岂是小学生能领会得了的？用繁体字的各位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当初认字时有多少字是通过了解字源才记下的？恐怕绝大部分字都是靠死记硬背记下的吧？既然都是死记硬背，当然是笔划较简单的简体字好记好认好写。
有一些简体字，本来是古字，比繁体字更符合造字规则，我举两个例子。
先说“众”字。简体的写法是三个人叠一块，这是“众”字的最原始的写法，甲骨文就已经这么写了，就是《周语》所谓：“人三为众。”非常地好认好解释。可是繁体字的“众”字，有多少人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写？原来它的下部，实际上也是三个“人”，只不过变了样了，不说还不容易看出来；而上部呢，根本就是写错了，本来的写法应该是一个横着的“目”，《说文》解释说：“目，众意。”我琢磨它的意思，大概这个“目”应该是“纲举目张”的“目”，也就是网孔。网孔密密麻麻的，确实是“众意”。既然“三人，众意”，“目”也是“众意”，未免重复累赘，去掉这个含义不明显而且写错的上半部，剩下原本的三人，不是很好吗？
再来看“从”字。简体的写法是两个“人”字并在一起，这也是“从”的最古老写法，也见于甲骨文，取“两人相从”之意。繁体的“从”可就不太好解释了，它的右上角，是两个“人”，保留了“从”的最初写法，可是其他部分呢？我们对照小篆，才发现这个字也是写错了，它的双人旁和右下角应该合在一块，成为一个表示行走的偏旁，这大概是在小篆的时候才添上去的，楷书再把它割成两半，可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类似这样的简体字还不少，比如“尘”、“礼”、“云”、“电”、“胡”、“须”、“处”等等，不一一解释了。
有反对汉字简化的台湾人声称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胡写出来的，比如“国”字。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国”字写法的演变。
商金文上的“国”字写作“口戈”，左边的“口”四四方方表示土地，右边的“戈”是武器，也就是说，“国”字的意思是用武器保卫下的土地。甲骨文的写法颠倒过来，成“戈口”。到了周金文，在“口”下面加了一横，成为“或”字了。这一横是什么意思呢？许慎说是“以守一，一地也”，与“口”重复，不太可能，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横表示住在土地上的人。后来在“或”的左边加了波状的一竖，表示“戈”的柄，到后来这一竖向两边扩展，成了“匚”，“或”的最后被完全包围，成为繁体的“国”〔□或〕已是很晚的事了，大概是在李斯制造小篆的时候。
但是这不等于说繁体的“国”是正宗，因为“国”字还有另外一条演变路线。非常早的时候，商金文的“口戈”写法，右边的“戈”就被省略，光用“□”代表
“国”了，所以作废的第二批简化字把“国”写作“□”，也是古已有之。但“□”的写法毕竟不容易辨认，所以就往里面填，这就有了“□八土”“□王”“□
玉”。如果我们到历史博物馆去，看到太平天国的旗帜，就会发现他们把“太平天国”的“国”写成“□王”，那可绝不是郭沫若之流伪造的文物。武则天造字，也在“国”字上作文章，先是“□武”，后来觉得有自己给困在里面的意思，不吉，改成“□八方”〔上八下方〕。
“国”字可能是汉字中写法最多的一个字，据统计有四十一种之多，最奇怪的一种写法是三个“秦”垒一块，大概是汉初的一种写法，取“三秦”之意。
简化的“国”字绝对不是郭沫若等人的胡诌，而是非常早就在民间通行了，是最通行的写法，而且还流传到了国外，日本、韩国也都这么写，难怪大陆会把它当成标准字。
简化字从来不是某几个人的自创，文字改革委员会在确定简化字时，遵循一条总原则：“述而不作”，即只整理古来或民间的写法，不自创。
一、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简化的原则是：“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也就是
大家算一算，那些攻击简化字的人共提出了多少可笑的理由？你真以为他们那么有历史使命感，要来保护连他们也不大了然的中华文化（比如那些宣扬“繁体字比简化字符合造字规则”的人，我敢说他们其实对字源一窍不通）？我看其实是一种“吃亏了”的心理在作怪，却拼命要给自己造出一些堂皇的理由。
海外有人把简化汉字当成共产党的专利。实际上，汉字简化运动在共产党当政之前就一直在不断发展，即使是国民党政府，当初也试图推行简化字，只是由于没有后来共产党政府的号召力而半途而废。至于后来国民党出于“凡共产党支持的我们就反对”的政治目的，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对、攻击、毁谤简体字，在台湾及海外遗毒至今，甚至于多年前《世界日报》还长篇登载《简化字就是红卫兵》这种贻笑大方的文章，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共产党对汉字简化的主要功绩，就是把以前主要存在于知识界和民间的汉字简化运动转化为国家政策，积极推行，并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大陆上推出简体字大概是在1956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从劳动量上分析，写起信作起文来，写简字的速度确实是比写繁体要快得多。所以简体字在大陆的推而广之，并没有什么人抱怨和抵制。但台湾方面的"正统派"却常常斥简体字为不伦不类，有违祖宗之法而不能接受。对于这一点，我是不以为然的。简体字的始作俑者，正是当年退居东南，后负隅顽抗的国民政府。可惜该自我矮化的政府早已把此事和当年亲自出卖外蒙的事一样，忘得个一干二净。
论起字来，从无"正宗"之说。人人皆知是仓颉造字，那么只有他造的字才能称为正宗。中国文字的创造衍生和发展，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年代。比如甲骨文，史书上从未有过记载。直到100年前才有人偶然从中药铺的所谓"龙骨"上发现。先有王国维后有郭沫若等一大帮人研究考证，这才有今日之甲骨文学问。至于先秦的金石钟鼎和秦代的篆书，如今真正能识的人也不会有太多。大概到汉隶魏碑之后，那字才渐渐能辩。但我读昭和法帖中收有的东汉末年张飞的字，仍是不识的为多。那历史上的张飞，还是个大书法家，字写得比诸葛亮要好得多。那罗贯中聊三国把张飞聊成个燕颌虎须的鲁莽汉子，实在是罪过，对不住张家后代。当然到了晋朝王羲之的兰亭序，王献之吃中药时写的鸭头丸帖和拉肚子时写的忽肚痛帖，这几本中国书法史上最有名的字帖，那字体与今日的字形无异了。所以我想今日所说的繁体字的根基，应源于汉晋之交的年代。距今约1500年左右。
但简体字并不是就迟出生了1500年!有80%的简体字是从历代的草书中挑选而出。简体字的主要参考来源是王羲之的正草十七帖。年龄也在1500年左右。也有部分从宋朝徽宗的行草千字文"天地玄皇，宇宙洪荒"中衍出。虽晚了近500年，但于今日来说，也是古董文物得可以。所以实在来说，简体字并非是共产革命的产物，而是我们祖宗的宝贝遗产。我曾有幸与几位来自台湾，国学根底很深的老先生聊过简体字的问题。对于简体字主要源于草书这一点，他们是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认写绝大部分的简体字，也非难事，因为那本身就是正草的写法。但他们疑问的是，是否有必要把正草这样一种很高的艺术来教给工友农夫等大众，替代他们的日常写读之用。如此普及，恐怕也太滥。老先生们的心是好的，但我这个人毕竟受过共党多年的赤化教育。所以记得当时与他们一席聊，我嘴上唯唯诺诺，但肚里就早已大唱起"什么花结什么果，什么立场说什么话"的革命歌曲来了。
但老先生们的话也使我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简体字不能为台湾方面接受的原因。俗话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原来知之者珍为"阳春白雪"但愿和者越寡越好;而不知之者鄙为"下里巴人"、"共产邪物"，不愿与之同歌，怕降了自己的身份。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央政府(匪)抢先推出了简化字方案，中央政府
(岛)不屑与之为伍，就把开发多年，本来形制上已相差无几的一套简化字方案彻底抛弃，如同其在拼音问题上的做法一样。
所以怪来怪去，还是要怪蒋老总统当年搬家搬得太匆忙，少带了几部好帖去台湾。那年民国政府偏安乔迁，最要紧需要搬走的东西有两样:一是北京故宫中的文物宝贝，二是上海人手中的黄金。北京故宫里的东西好办，装箱运船即是。但上海人手中的黄金，是散在各家各户，要占为己有装入箱子运走却是也不易。好在当时的太子真是聪明绝顶，他深知上海人崇洋也恐洋，贪钱更惜命的心理。于是手书一则告示，大意说:"私藏黄金乃扰乱金融之罪，必须限时限刻去中央银行兑换成法币，愈期不兑，一经用美国最新发明的测金器探出，格杀不论。"几天后，果有报纸大幅登出某街某弄某号某家某人被那测金器查出私藏金条，拖出去枪毙的消息和照片。上海人想，美国人原子弹也造的出，发明那测金器也不是什么难事。所以纷纷争先恐后去银行兑换纸币，怕去晚了遭杀头。换了纸币后，大家又一窝蜂赶去十六铺(黄浦江码头一带，有许多宁波人开的店专卖咸鱼干货)买干粮食品以备打仗。据说当时十两一根的4s黄鱼(大金条)，换成法币后，仅够买一条咸黄鱼而已。所以上海人手中的黄金，自那时起早已被刮走。。到了十几年后红卫兵再掘地三尺，也仅剩一些女人的耳环戒指而已，大小黄鱼早已游去了台湾。好在文革时的红卫兵信奉中国的土方法，抄出东西来，给事主戴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游游街，出出洋相而已，并没有死罪。不象当年的太子政策，抄出黄金的事主，分分钟可被拉出去放枪打靶。所以今后如有人来比较这二段抄黄金的历史，一定会感到，土红卫兵哪里比得上当年的后备共产党员蒋经锅，革命造反的劲头和策略差个十万八千里远!
至于那故宫中的宝物，其实真正运去台湾的也不算多。好多精品早已被那败家的溥仪带到天津，后流入东北。这本正草十七帖真迹，没有被带去台湾，现在还存在沈阳的博物馆里。而其仅存的几本摹本也都流落在大陆各地，解放后才收集起来。其间有人印刷流传，亦有好事者作为蓝本去发明什么简体字。要是这几部好帖当年被带去台湾，也展览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的话，那今天台湾的大众也不至于大惊小怪，视简字如天书蝌蚪文。所以这也怪不得他们。正如陶渊明笔下有为避秦乱而入桃花源的人，陶先生与他们讲有魏晋之朝，如鸡同鸭讲似地讲不通是同样的道理啊。
年前两岸会谈的对手中，焦先生的国学功底，似乎也不甚清楚。那位辜老先生，从"日据时代"起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文章极其漂亮，还是京戏的绝对热心票友，唱得一口好戏文。想来他读几个草书简字，不会有问题。那李前总统，只知他在康奈尔拿得农学PhD，所以英文料无问题;又知他自称1945年台湾光复前一直以为自己是日本人，至于中文尤其是国学古文功底就无从考了。但好在日本那50个假名的写法，不少也是从王羲之的正草十七帖中盗版剽窃而去，所以想来李次郎认那简字是会认的，只是发出音来，可能就是"啊衣呜唉喔，卡key裤开哭"了。
目前大陆使用的简化字是１９５６年１月２８日审订通过的，以后虽根据使用情况而略有改变，但一直使用到今天，成为中国大陆的用字标准。１９７７年，曾公布《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在报刊上试用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宣布废除。至今台湾、海外一些攻击简化字的文章，所举的例子往往都是这个方案的，他们以为它还在大陆通行，其对简化字之无知，由此可见。最可笑的，莫过于咸片导演李翰祥曾在《世界日报》上登文说，汉字简化后，他的名字就成了“李汗祥”，不由让他汗涔涔下。“翰”何时又曾简化为“汗”来着？李导大概把某位大陆人写的错别字也当成简化字，白出了一身汗。建议简化字的反对者都先去学学简体字，再来发表高论。否则，支持简体字的人大体都懂繁体字，而反对的人却对简体字一窍不通，这架还怎么打？
反对汉字简化的一个理由，是繁体字符合汉字造字规则，虽然难写，却要比简体字容易认。其实汉字演变到楷书，不管繁、简，都已是面目全非了，真想知道一个字的由来，至少也必须懂得小篆甚至甲骨文，而教儿童认字的小学教师，哪会有这样的功力？即使有水平高超的小学老师，能把某个字为何这么写讲得头头是道，又岂是小学生能领会得了的？用繁体字的各位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当初认字时有多少字是通过了解字源才记下的？恐怕绝大部分字都是靠死记硬背记下的吧？既然都是死记硬背，当然是笔划较简单的简体字好记好认好写。
有一些简体字，本来是古字，比繁体字更符合造字规则，我举两个例子。
先说“众”字。简体的写法是三个人叠一块，这是“众”字的最原始的写法，甲骨文就已经这么写了，就是《周语》所谓：“人三为众。”非常地好认好解释。可是繁体字的“众”字，有多少人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写？原来它的下部，实际上也是三个“人”，只不过变了样了，不说还不容易看出来；而上部呢，根本就是写错了，本来的写法应该是一个横着的“目”，《说文》解释说：“目，众意。”我琢磨它的意思，大概这个“目”应该是“纲举目张”的“目”，也就是网孔。网孔密密麻麻的，确实是“众意”。既然“三人，众意”，“目”也是“众意”，未免重复累赘，去掉这个含义不明显而且写错的上半部，剩下原本的三人，不是很好吗？
再来看“从”字。简体的写法是两个“人”字并在一起，这也是“从”的最古老写法，也见于甲骨文，取“两人相从”之意。繁体的“从”可就不太好解释了，它的右上角，是两个“人”，保留了“从”的最初写法，可是其他部分呢？我们对照小篆，才发现这个字也是写错了，它的双人旁和右下角应该合在一块，成为一个表示行走的偏旁，这大概是在小篆的时候才添上去的，楷书再把它割成两半，可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类似这样的简体字还不少，比如“尘”、“礼”、“云”、“电”、“胡”、“须”、“处”等等，不一一解释了。
有反对汉字简化的台湾人声称简体字是郭沫若等人胡写出来的，比如“国”字。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国”字写法的演变。
商金文上的“国”字写作“口戈”，左边的“口”四四方方表示土地，右边的“戈”是武器，也就是说，“国”字的意思是用武器保卫下的土地。甲骨文的写法颠倒过来，成“戈口”。到了周金文，在“口”下面加了一横，成为“或”字了。这一横是什么意思呢？许慎说是“以守一，一地也”，与“口”重复，不太可能，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横表示住在土地上的人。后来在“或”的左边加了波状的一竖，表示“戈”的柄，到后来这一竖向两边扩展，成了“匚”，“或”的最后被完全包围，成为繁体的“国”〔□或〕已是很晚的事了，大概是在李斯制造小篆的时候。
但是这不等于说繁体的“国”是正宗，因为“国”字还有另外一条演变路线。非常早的时候，商金文的“口戈”写法，右边的“戈”就被省略，光用“□”代表
“国”了，所以作废的第二批简化字把“国”写作“□”，也是古已有之。但“□”的写法毕竟不容易辨认，所以就往里面填，这就有了“□八土”“□王”“□
玉”。如果我们到历史博物馆去，看到太平天国的旗帜，就会发现他们把“太平天国”的“国”写成“□王”，那可绝不是郭沫若之流伪造的文物。武则天造字，也在“国”字上作文章，先是“□武”，后来觉得有自己给困在里面的意思，不吉，改成“□八方”〔上八下方〕。
“国”字可能是汉字中写法最多的一个字，据统计有四十一种之多，最奇怪的一种写法是三个“秦”垒一块，大概是汉初的一种写法，取“三秦”之意。
简化的“国”字绝对不是郭沫若等人的胡诌，而是非常早就在民间通行了，是最通行的写法，而且还流传到了国外，日本、韩国也都这么写，难怪大陆会把它当成标准字。
简化字从来不是某几个人的自创，文字改革委员会在确定简化字时，遵循一条总原则：“述而不作”，即只整理古来或民间的写法，不自创。
一、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简化的原则是：“述而不作”、“约定俗成，稳步前进”，也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