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常委会上，有人说：“为维持国民政府的威信，应当立即进兵，剿灭西安叛兵。” 我当即反驳说：“今日之中国，假如没有委员长，就不会有任何统一的政府。今天我们舍弃委员长，不去救他，请问：还有哪个人能够立即担负起领导全国的重任？” 我刚刚说到这里，会场里立即群情激昂，主张纷杂：有人说，委员长或许已经遇难；有人说，国家利益，应当重于委员长的个人生命；更有人词色之间似乎在说“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其丈夫而已。” 我立即大声说：“我虽是一名女性，但我今日在此发言，绝非仅仅为营救我的丈夫。如果委员长一死，真的能够为国家造福，那我一定首先劝其牺牲。但处理西安叛变，如立即挞伐，直接轰炸，不但使领袖生命陷于险境，而且必然使陕西数千万无辜民众，立即陷入兵燹之灾……不仅如此，还将使我们为抵御日本入侵所做的诸多努力，白白浪费。因此，为了救中国，我不得不吁请诸位，妥善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 看到各位都在倾听，我接着说：“希望各位相信，我决非每天早晚惦记丈夫安全的一般女性。今天，我在这里发言，是以公民资格，要求以最少的牺牲，为国家和民众，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因为委员长今天的安危，是和国家的安危密不可分的。如果你们主张向西安方向增派军力，我赞成，但请一定下达命令，嘱其切勿随意开枪，更不能立即轰炸西安、发起挑衅。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如果和平绝望，到了那时再开战，应该也不算晚。我深信，在座各位虽然与我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的诚挚态度、希望国家好、希望委员长好--应该是相同的；我坚信自己的主张不错，因此我必然全力以赴，确保我的建议能够得到实现。”

　　听我一口气镇定地说完这些，会场里很安静。于是我又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决定：“我决定明天亲自飞往西安。”此言既出，会场哗然。在座高官，皆曰“不可”。 众人皆曰“不可”，主要是因为当时盛传谣言，说：血与火充塞西安，西安城内，已成赤色恐怖世界。对局势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就算今天没死，日后也难免一死。大家对我的劝说，归纳起来就是：此时我赴西安，等于给叛变者又送去一个要挟我丈夫的凭借，因为我是自投落网去给叛军作人质的……悲戚、失望、无奈，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原来的信仰，更难！ 至散会，中央的诸位高官终于同意“暂缓攻打西安”，但我飞西安的设想，仍遭到极力反对。晚上回家，不禁黯淡凄怆。只有暗自祷告，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的信仰耳。

　　14日下午：黄埔学生 手足亲情 从中常会出来，各机关首脑也纷纷打电话给我，向我询问：目前情况下，应当如何应对。这中间，尤以黄埔同学的电话，最为迫切，他们要求我“立即发表讲话”。 我知道，黄埔军校毕业生，都是我丈夫昔日亲自教育、培养的军队骨干，现在又担任着各部队的重要指挥员。既然他们坚持要我讲话，我就不能推却，于是，我索性召集他们开会，向他们做了公开的演讲【5】。 我除了转述自己在中常会上的观点，同时也指出：在尚未搞清事变真相之前，期望各位同学切勿妄加断定。遇事一定要镇定，切勿感情用事。委员长平常对待各位同学，一如对待自己的子弟。目前遭遇事变，正是各位谨遵师训，报答校长的时候。 我也说明，西安叛变者，已经有电报给我，我也回了电报给他们。委员长和张学良的共同朋友--端纳，正在前往西安的途中，我深信，这些叛变者看到全国民众的反应，必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因此，只要他们有悔悟之意，我们就应该打开谈判的大门；假如他们有悔罪的诚意，黄埔学生就应该以宽大为怀，欢迎他们改正错误，既往不究。 当我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压迫之时，我的大姐姐孔夫人（孔祥熙夫人宋蔼龄）、我的二姐姐孙夫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以及我的其他亲戚、朋友，也都过来全力慰藉我，他们的爱护之情，让我永远铭记在心。还有我的大姐夫孔部长，他兼任“代理行政院长”之职，虽然他当时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但他始终充分同情、支持我的主张。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晚，西安事变终于露出了希望的第一缕曙光，并且确切地证明了我此前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端纳从西安发来电报，报告了委员长的平安，而且说，委员长现在的住处，十分舒适，他正在旁边照顾呢！ 这封电报同时表示：张学良亟盼孔祥熙代院长赴西安，也非常盼望我能一起前往西安。过了不久，我又接到张学良直接发给我的电报，电文中不仅对我发出邀请，而且首次做出保证，说他虽然发动兵变，但绝对没有危害委员长的意思……可惜，对这份电报，南京有些人认为：不可信！ 这些人认为：叛变部队的计划，往往异常险恶。端纳的电报，很可能是叛军故意假借端纳的名义发出，实际是为了诱使孔部长和我，一起进入陕西，以便他们能够再多扣押几名重要人质，增加其日后的谈判筹码。 对于此种推测，我表示“根本不信”。因为我知道，要想避免丈夫死于兵变，避免内战大规模发生，避免其他不怀好意的邻国看笑话，我就必须前往西安，力求事件和平解决。所幸者，孔部长与我的两位姐姐，全都表示：愿意陪同我一起飞往西安！姐姐、姐夫的态度，真的让我很感动。

　　15日：汉卿来电 邀我入陕 十五日（星期二）下午，突然接到端纳从洛阳打来第二通长途电话，这个电话，实在令我喜出望外。原来，十五日早晨，端纳冒着恶劣的天气，从西安乘飞机返回洛阳，就是为了从洛阳机场，直接打电话告诉我--他去西安的真相。 他用简短的英语，概述了全局。他说，委员长并未受到苛刻待遇；端纳到达西安后，委员长已被允许迁入较舒适的房屋。委员长也开始与张学良直接谈话，只是他的怒气仍未平息。不过，张学良已经当着端纳的面，郑重表示：他决心随同委员长一起回南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发动兵变的动机虽然绝对纯洁，但这一兵变，确有错误。 与此同时，端纳也告诉我：张学良盼望我能去西安，因为他和他的部下，对我非常推崇云云。当然，端纳也坦率告我：委员长嘱咐说，我一定不能去西安。我丈夫的理由，和南京高官的说法差不多。 当晚，我和大姐夫联系，不料，孔部长的医生说，他的身体不好，不能飞陕；而且孔部长兼任代理行政院长，此时此刻，势必难以离开南京。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告诉端纳，请他转告张学良，可否以宋子文代替我的大姐夫。

　　18日：和平解决 露出光芒 十八日，和平解决事变的希望，再次露出光芒。当晚，端纳又来电，说他已经二次进入西安，向委员长以及张学良，转达了我此前在电话中表达的意见，现在，西安的将领们表示：欢迎宋子文陪同我一起前往西安。 得到好消息后，仍需焦虑奔忙。因为南京政府虽然同意暂缓攻打西安，但他们已经命令中央军向潼关以西的军事阵地，攻击前进，致使沿途百姓，死伤惨重。 所幸者，两日后，陪同委员长赴西安的中央党部主任蒋鼎文先生，从西安飞抵南京。蒋主任不仅带来了委员长的亲笔信，而且恳切劝告南京高官：千万不可听任南京、西安间的裂痕，日见加深。蒋主任还要求：南京无线电广播及报纸上恶意谩骂西安的文章，必须停止。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委员长被禁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这一天，宋子文力排众议，终于得到中央批准，同意他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需要说明，南京政府此时仍然坚决不同意任何官员与叛变者直接谈判，说是要避免政府自贬威信。

　　十二月二十日，是南京政府给叛军规定的释放委员长的最后期限，我努力劝说，恳请中央再给予三日宽限。我并决定：偕子文同机入陕。无奈，出发前的最后一刻，南京高级官员一起来到我家，坚决不让我去机场。有人甚至这样说：夫人如果留在南京，还能劝阻中央军对西安的进攻；夫人如果走了，谁能制止内战大规模爆发？ 为了这句话，我只得暂且留下。只能拜托子文直飞西安。 这一天，还接到张学良电报，他说：如果我不能阻止中央军的进攻，那就一定不要去陕西，因为战争一旦爆发，他也没有力量保护前往西安的我！ 二十一日晨，得子文两封电报：一则报告委员长平安，一则告诉我，当天回京。二十二日（星期一）下午，端纳、子文先后回到南京，在中央常委会叙述了他们在西安的见闻，我听了介绍，开始想象如果我亲自去西安，如果我直接和张学良对话，他的心理会发生何种变化？ 一句话，我听了子文、端纳的介绍，更加充满自信：我相信，只要我能够与张学良当面协商，一定能促使他迷途知返。 我当时对西安事变已经产生一种感想：譬如造房子，端纳给房子打好了地基，子文已给房子树起了立柱，现在，只剩下上梁这最后一道工序了。而且，要想让房子最后竣工，就必须由我亲赴西安，面见张学良。

　　23日：搭救我夫 亲赴西安 二十三日，我和子文、端纳、戴笠等人，一同登上飞机。登机之时，到机场送行的许多官员赞扬我的勇敢，而我也确实神志清醒，意志镇定，绝无怯意。因为我知道，自己敢于冒险进入叛军统治之区域，是因为我深刻了解西安兵变，必须和平解决。 飞机很快进入西北，据说，一个星期以来，西安、洛阳上空都是阴云密布，但今日天气异常晴朗。飞机首先抵达洛阳上空，从飞机上俯瞰，洛阳机场的轰炸机，正罗列待发，我的心里，突然增加了阴影--我真的不希望在我进入西安之后，这些轰炸机能够起飞！ 于是，我一下飞机，立即召集该地陆军以及空军将领，当面谈话。我嘱咐洛阳空军司令，未得到委员长本人的命令，切勿派机飞近西安。 旋即，我们乘坐的飞机，再次起飞……飞机在白雪群山中沿着铁路线前进，过华山，放眼望去，尽是晶莹冰山，闪烁作光。最后看见平原，知道已经靠近西安了。 端纳在白色山丛中，遥指一处方形城邑说：“那里就是临潼，委员长被劫的地方。”看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万千。最近几年，委员长出巡各省，我必相随。唯独此次他的西安之行，我因有病，未能陪同。 俄顷，飞机开始在西安机场上空盘旋。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勃朗宁小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飞机着陆，叛军士兵噪动且无法控制，请一定用我给你的这把枪，把我杀死，千万不要犹豫。”段纳笑了，他说：“上帝和夫人同在，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飞机停稳，舱门打开，张学良首先登机欢迎我，我仍用平常语气，和他寒暄。离机时，汉卿请我先行，我却回头用不经意的语气对他说：“汉卿，请不要下令让你的部下搜查我的行李了，因为我害怕他们把我的行李给翻乱了，搞得我不好整理，我带的衣服、用品多。” 张学良立即诚惶诚恐地回答说：“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下令搜查夫人的行李呢？”下了飞机，杨虎城也赶到了，我坦然与之握手，就像我是偶然路过西安的访客。杨虎城刚一见到我，表情十分尴尬。看到我镇定又轻松的样子，他也不紧张了。

　　23日：见到丈夫 说服汉卿 车队首先进入西安张学良家，稍事休息，我便赶去看望囚禁中的丈夫。直到这时，委员长也不知道我已抵达西安，因为我不愿让他为我着急，所以我要求子文、端纳以及汉卿等人，都不要把我抵达的消息告诉我的丈夫。 委员长被禁处，离张宅只一箭之遥，但走过的时候可以看到，禁卫森严，且卫兵们多携机关枪，很吓人的样子。 我直接进入我丈夫的卧室，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啊呀，你真的来了？！你这可是入了虎穴啊！”说完，一面痛苦地摇头，一面潸然泪下。我则强力抑制住感情，仍用平常语调说，“我是来看望你的，什么危险都没有！” 当晚，我也向委员长亲口说明了我处理此次兵变的基本设想，我说，西安，乃我中华民族诞生之摇篮，我怎么能够听任西安古城，变成我丈夫的棺木呢！倘委员长不能活着离开西安，则中国的分裂与灭亡，就在眼前！ 我说：南京高官，大多主张立即轰炸西安、进兵潼关，中央军主力甚至整装待发……但是，张、杨叛军的背后，还有尚未剿灭的共军。如果想要开战，内战可以立即爆发。张杨所部，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后方更有委员长多年仇敌。倘若战事发动，势必酿成空前规模之内战，必然招致不可预期的浩劫。因为虎视眈眈之日本帝国主义者，正日夜盼望中国爆发内战，而中国一旦爆发大规模内战，日本才能完成其统治中国之迷梦。因此，我在南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止中央军轰炸、进攻西安！ 我的丈夫，完全赞成我的这些看法。我见过委员长后，再召张学良来见。 张学良见我没有一句斥责他的话，显得很高兴。我则立即以镇静、诚挚的态度，开始和他长谈，我告诉他：你或许认为，西安兵变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这实际是你的错觉。今大错已成，如何补救，才是当前的最大问题。 张学良则说，“如果夫人此次和委员长一起赴西安，我敢断定，绝不会发生今天的不幸。我们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妥，但我相信自己发动兵谏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抗击日寇，造福国家。只是我们几次向委员长请求，均遭怒斥……因此要请夫人婉转报告委员长，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就算要求委员长签署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文件，也是为了要为国牺牲……” 他又说，“夫人应该知道，我一向敬重夫人，就是我的部下也一致敬戴夫人。委员长被禁后，他们搜查了委员长的文件，并且拿到了夫人致委员长的信函两封，我冒昧拜诵之后，更加感觉夫人的伟大。因为这两封信中，夫人为民众求福利，为国家抗外辱的至诚信念，均有充分展露，所以，我深信夫人此来，必能协调各方关系，使委员长早日离开陕西，而且我们仍然一致推崇委员长为我们的唯一领袖。今日特别恳求夫人向委员长面陈款曲，并深信夫人必能助我化解此种危局。” 我当然同意在我丈夫面前，替张、杨两人做说客，我也指出：12日凌晨，事变发生，枪声四起，如果我的丈夫不幸被流弹击中，结果会是怎样？那天凌晨，委员长慌忙中没穿棉衣，如果因为严寒侵袭，罹患肺炎而死，结果又会如何？你想停止剿共内战，却反而导致中央军进攻西安，导致更大规模内战爆发，请问，这样的结局你是否想到过？你们想逼迫委员长在你们规定的文件上签字，试想，以他的性格秉性和领袖地位，能够答应么？因此，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收拾危局，让委员长尽快离开陕西。 张不断点头，表示完全同意。但又说：立即释放委员长，关系重大，需要征求其他同事的同意。我表示完全理解……等到谈话结束，夜已深矣。

　　25日：圣诞来临 飞离西安 此后，我开始等候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开会做出决定，等候了很长时间，总算有了结果：张、杨及其部下，同意让委员长离开西安。这次等候，是漫长和痛苦的，因为东北军和西北军内各种主张都有。甚至有人认为张学良已经“叛变”，被我和子文、端纳收买了！ 此时，也曾有人向我透露，共党并无劫持委员长的意思，而且他们亦主张立即恢复委员长的自由。更有人告诉我，说共党已准备放弃他们昔日的政策与行动。 圣诞夜，转瞬即逝矣，可惜，这一天仍然没有明确消息。虽然在是否释放委员长的问题上，张、杨等人有争论，但张学良等人始终没有提及金钱与个人权位问题。这种胸怀，却也是历来叛变军人所从来没有过的可爱之处。我以为，这就是中国政治进步的最大表现。 圣诞阳光，终于挟着希望与快乐一起来到了。二十五日下午二点，张学良急匆匆赶来说：飞机已准备好了，他决心随委员长赴南京。委员长极力反对，说：“你无伴行之必要，你应该留在西安，继续指挥西北各部队”。 但张学良向我解释说：他确实有赴南京的义务，因为他已向部下各将领表示，愿意担负此次事变之全部责任。同时，他还要用赴南京请罪的举动，来证明此次事变，他本人绝没有危害委员长的恶意以及争夺个人权位的野心。我同意他陪同我们飞往南京。 下午四时，我们终于可以走了。 委员长和我以及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学良出门后，立刻直奔车子的前排就坐，让我和委员长坐在后排。子文、瑞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直开到张学良的波音座机门旁，飞机已提前开热备用。 随着一声怒吼，波音飞机离地腾空，当晚抵达洛阳，祝颂圣诞佳节。

　　【1】孔祥熙，宋美龄的大姐夫，当时担任国民党财政部长兼代理行政院长。 【2】端纳，澳大利亚人，早年随父亲到中国，曾先后担任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外籍顾问，与宋美龄也很熟悉。 【3】“同为中国人”，此处指南京的中央军和张学良、杨虎城率领的东北军、西北军，都是中国人。 【4】当时的洛阳，仍为南京中央军控制。 【5】这是保证国民党主力部队能够听从调遣，贯彻“决不立即攻打西安”的关键。由此亦可见宋美龄的才智和敏捷。

　　蒋介石的信被张学良扣留了，黄仁霖亦被留陕，不准回南京。蒋的三份遗嘱于20日交给以私人身份来西安联络的宋子文转交宋美龄，但也被张学良扣下了。宋子文日记记其事云：“我于11时再次面见委员长，他交我几封分致国民、蒋夫人及其二子之遗嘱，并要我将这几封遗嘱给汉卿看。（张扣下遗嘱，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1936年12月21日，据张俊义译文，《百年潮》2004年第7期）这里有不同之处：一、蒋介石遗嘱交宋子文的日期，蒋日记是12月20日，宋子文日记系12月21日，究竟谁是谁非，尚待考证。二、遗书交给宋子文的时间，宋子文日记为当天他第二次见蒋介石时，蒋日记是在宋、蒋开始谈话之前，先将遗嘱交宋转宋美龄。蒋日记云：“子文乃命张与端纳出外，而彼独自与余谈话。余先将遗嘱交彼，属其转寄余妻也。”宋子文抵达西安后，先与张学良谈话，然后和张及端纳一同见蒋，因蒋看到宋美龄致函，情感激动，呜咽说不出话，宋子文乃示意张和端纳出外，由自己单独与蒋谈话。三、蒋日记没有记述让宋子文将遗嘱给张学良看。

　　蒋介石给宋美龄和两子的遗嘱，有四点重要内容，其一，因他自己的原因而遭拘押，致使宋美龄为他担忧，自责自己。其二，他已准备死，决不向张学良投降。其三，希望他死后，宋美龄善待断绝音信近十年、远在苏联的蒋经国和在德国柏林的蒋纬国，“视如己出”。其四，叮嘱蒋经国、蒋纬国，他死后对宋美龄尽孝道， “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那么宋美龄就是你们“惟一之母”，“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危难之际，蒋介石关心夫人和两个儿子，安排家事，也是人之常情。

　　在告全国国民遗嘱中，蒋介石检讨西安事变发生的责任在他自己，“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决心以死补偿。同时希望全国同胞在他死后严守并实行其所倡言的信条：“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他相信中华民族必有复兴的一天。但他至死也不肯摘下自诩为至高无上的君王的头衔，说“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

　　人之将死，预先留给后人嘱咐，乃正常现象。但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的部下在骊山活捉蒋介石时就明确告诉他，兵谏的原因，“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并没有侮辱杀害他的意图。（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2日）之后，蒋介石从端纳那里得到了张学良对他并无加害之意，以及张、杨扣押他的真实动机。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还要写下遗嘱准备死，甚至自杀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蒋介石被部属扣押，使他感到屈辱、沮丧、悲伤和愤怒。

　　蒋介石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被他的部属张学良、杨虎城拘押，沦为阶下囚，失去了尊严和自由；而他经过十年的“剿共”战争，现在已到了关键时刻，消灭红军已经指日可待，西安事变爆发，使他十年的努力毁于一旦，这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宁愿死，也不愿受侮辱，不愿放弃“剿共”。12月12日黎明时分，当他在骊山虎斑石后被张学良的部下活捉时，他说：“余为蒋委员长，今既为你等所执，你应即可将余枪毙。但余尚为你之上官，除枪毙余以外，你不得对余有所侮辱。”（蒋介石日记，12月12日）他自被扣押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总部新城大楼后，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并坚决拒绝和张学良谈判国事；让他迁移到张学良公馆附近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馆，他以行政院长应住其直属机关西安绥靖公署而拒绝，且称张学良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这里。他在13日的日记中表白：“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他决心自尽。总之，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从至高无上统治者的权力巅峰，跌落至谷底，沦为他部属的阶下囚，失去了尊严和自由；他踌躇满志的“剿共”计划从此功亏一篑，完全破灭，使他感到屈辱、沮丧、悲伤和愤怒。这是他准备死而写下遗嘱的一个原因。

　　第二，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

　　蒋介石深知，自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十年来国共两党处于对立状态，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屠杀；“九一八”后在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国土、主权丧失，民族濒临危亡。按因果关系的逻辑推论，他被已经与共产党结成三位一体的东北军、西北军扣留，共产党会利用这个机会，主张杀掉他，“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金凤《邓颖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事实上，当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电报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一度杀蒋复仇主义占了上风，认为现在是清算血债的时候了，蒋“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红色中华》第316期，1936年12月16日）主张严惩。不过，共产党很快调整了策略，确定了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4日，在端纳的劝说疏通下，蒋介石同意搬出新城大楼移住张学良公馆。在张宅，张学良向蒋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等八项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并明确告诉他有共产党和红军参加其间。（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4日、15日）就是在知道了有中共和红军参加的情况下，15日，蒋写了给宋美龄的信，表明他决心“为国牺牲”，“为革命而死”，并交代安排家事。信交黄仁霖转交，他一遍一遍的念给黄听，“为黄朗诵者二”，希望黄记住这些内容，即使信被张学良扣留，回去后可以向宋美龄口述。（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5日）17日，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率李克农、罗瑞卿、张子华等人以红军代表团的名义到达西安，共商事变解决大计。蒋介石以为共产党来插手其间，会加重他的危机处境，会加速他的死亡。后来宋美龄至西安，蒋亲自对宋说： “此事症结在于共产党。”（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3日）蒋介石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是他写下遗嘱的又一个原因。

　　第三，恐惧西安方面孤注一掷。

　　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取决于西安方面。事变发生后，他与张、杨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他12日被扣押后，张学良曾多次去见他，他态度倔犟，说话赌气，不容分辩；让他从新城大楼移居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馆，起初他坚决不肯，后虽同意移居张学良公馆，但与张学良约言：“移住后一切事大家皆听从委座之意办理”，并送他早日回南京。（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5日）及到张宅，张向他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八条，他严厉拒绝，并痛斥张学良，“深恨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此”。

　　16日，南京方面继13日决议先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又正式颁发讨伐张、杨令，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顾祝同、刘峙为讨逆军西路、东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在兰州、潼关集结十数万兵力，东西呼应，对西安进行军事威慑，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地区。张学良忍辱着南京国民政府的严厉处罚，请被扣押的蒋方震劝说蒋介石给南京中央写信，停止轰炸西安和军事行动。蒋介石却提出限期送他回京为交换条件。蒋的不合作态度，使得事变几乎没有一点解决的希望。张学良、杨虎城非常焦急，由张去对蒋说，如果中央军仍向前进攻，西安方面军队只有“退却”。蒋明知退却即是挟他“他往之意”，仍“置之不答”。（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7日）这使得绝不赞成杀蒋的张学良，也同意了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的：“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4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

　　杨虎城在扣押蒋介石后，态度谨慎，认为蒋气量狭小，翻脸不认人，如果轻易放蒋，恐遭打击报复。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直接参与抓蒋的少壮派军官，则担心不杀蒋会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主张杀掉蒋介石。随后张学良又派蒋百里劝说，同意照蒋介石意三日内回京，蒋这才于17日给何应钦写信，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和停止轰炸西安三天。当然，在有关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还没有达成之前，张学良、杨虎城是不可能释放蒋介石的。蒋对此也知之甚明，他在19日的日记中说：“至今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并无任余回京之表示，余亦并无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张之前日约言为诈也。”

　　蒋介石感到被释放的可能性渺小，心理上作了被杀的准备，他在同一天的日记提要栏内写道：“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承辱，谁复承受。威武不能屈。庶乎我无愧受洗礼矣。”宋子文日记也记述了当时西安方面有杀蒋介石的可能。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抵达西安，经过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谈，他发现虽然蒋的生命暂时安全，但整个西安局势依然十分凶险。他20日日记云：“我得出个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已经决定，如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西安事变发生后，是蒋介石拒不同张学良、杨虎城对话，拒绝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加之南京政府讨伐大军压境，逼迫张学良17日同意在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13页）即杀掉蒋介石。西安方面在和平解决无望，而南京方面的军事讨伐全面进行的情况下，有可能把蒋介石杀死，这是蒋写下遗嘱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蒋介石自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也会危及自己的生命。

　　在蒋介石的眼里，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部下扣押长官，就是“犯上作乱”，就是“叛逆”、“叛乱”，必须严惩，因此他期盼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营救他。14日，到达西安的端纳告诉蒋，南京政府已决议讨伐张、杨。蒋在是日日记中写道：“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南京颁布讨伐令，集结兵力向西安挺进，并对西安郊区进行轰炸，在张学良答应三天内送蒋介石出西安的条件下，蒋给在南京主持军事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信，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和停炸西安，此信由蒋鼎文于17日乘飞机送往南京。但蒋只给了何应钦三天的停战时间，他仍然“甚盼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蒋介石日记，1936年 12月18日）20日，蒋要来西安的宋子文将他“应急速进兵之意见转达中央，并示以进兵之方略。”次日宋子文回南京前和蒋介石辞行，蒋说：“照余之计，五日内可以围困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惧，不可为余生死有所顾及也。”宋子文离开时，蒋叮嘱他不要再来西安，并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同时“以手势全力示以速即进攻”。（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1日）

　　蒋介石希望南京政府对西安发动军事进攻，固然是想利用讨伐这张王牌来要挟张学良、杨虎城早日释放他，但他也知道，南京方面的军事行动将首先危及自己的生命，有可能被南京轰炸西安的飞机炸死。这一点，宋子文也很清楚，当蒋介石告诉他"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时，他当即"指出形势之危险性，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1936年12月20日）蒋介石明了自己期望的军事讨伐将不能保证自己的性命安全，这是他写下遗嘱的第四个原因。

　　根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随着蒋夫人宋美龄的到来，蒋改变了态度，同意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并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蒋介石等人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离西安，于次日回到南京。西安事变以和平收场，蒋介石写下的三份遗嘱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