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呼声 是否要拆(炸)掉国家大歌剧院2007-05-29 14:06:13 楼主
海内外呼声 是否要拆(炸)掉国家大歌剧院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07-05-28讯】
内容摘要 阿波罗网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的第三篇包括：很可惜没被采纳的几个设计方案（图片）；法国安氏大剧院入侵故宫的屋顶！（图片）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一组批评崇洋媚外和丑陋洋建筑的文章。一个国家大歌剧院，亿万人为之痛心疾首，这么一个丑陋方案居然被选中，说明选择者的审美水平和文化素质低陋到何等程度！并且，如此丑陋的建筑能在这么多人的反对和抗议下竣工，也说明了我们国家的民主程度。目前，已经有建筑师提出“擦屁股”的建议：去掉坟包形的顶子，但仅去掉顶子仍然难逃水患的危险（具体内容请看文章）。按理说真该炸掉，但如果炸掉的话又是一笔巨大的浪费：一个比美国林肯艺术中心造价贵4倍的大歌剧院，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穷国来说那是多大的浪费与犯罪啊！难道让这一丑陋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永远延续下去吗？让人们的愤懑和漫骂永远不绝于耳吗？那就看新一届领导人如何决定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可算称得上中国够愚蠢的时期了，看看中央电视台新大楼那幅歪斜样（见文中照片），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心灵和意识已经出现了什么样的歪斜。这种迹象提醒人们必须警惕了。]
是否要拆（炸）掉国家大歌剧院？
----批评文章汇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4月8日
《140名院士上书反大剧院》
建议中常委重新审议国家大剧院建设问题
2000年6月10日
江总书记并中常委：
我们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听完了江主席在两院院士会上内容深刻、意义深远的讲话，特别是讲到“在处理一些涉及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重大问题时，要听取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参考”，我们深感责任重大，联系到当前国家大剧院建设，的确存在着许多严重的不科学、不合理的设计（参见附件一，附件二），本着坚持事实求是的科学精神，敬向领导献议。
一、 法国方案初步设计中面积与造价严重超标
面积比原计划超出一倍多（1999年法国方案自报11.7多万平方米，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核算将接近２６万平方米），造价估计超出一倍半以上（原方案提出造价１５亿人民币，有单位预计将大５０亿）。座位反而减少300座（原定歌剧院2500座，现仅能容2300座；原定话剧院1200座，现仅能容 1100座），许多基本的功能还得不到应有的满足。目前尚难预计将来的运营费用，根据上海大剧院的运营经验，国家大剧院仅电费每月将达400万元。
二、 造价高昂源于原设计的不合理
法国方案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壳，大壳要用钛合金，估计造价3-4亿元，由于他们对中国抗震不熟悉，且需要花太多的钱作试验，因此准备把此结构交给中国专家去做；二是水池，人从水底钻进去，耗资巨大，但由于必须的结构处理，将来建成后，至多是一项钢架亮天棚，根本达不到“水底世界”的幻境，原方案的南入口的表现图只是靠技法取得的，实际上难以达到。尤其是，北京是沙尘暴多发地区，这一大壳必然有大量灰沙布满壳上，再经雨水一冲刷，必将造成极其难看的画面，至今也找不出清刷这一天顶的办法。
三、 无法修修补补
在领导下达控制造价２６亿之后，操办者正在积极组织有关方面进行调整，如划出一部分造价由地方负担（但仍然是国家支出）、地下减少一层、将小剧院 挪至剧院顶层，等等，但是这样作为能解决基本矛盾，造价、功能、艺术等问题均难以保证。据舞台技术专家组组长李畅教授反映，即使作些调整，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功能上仍然是二、三流剧院，尚不如上海大剧院好用，在造价却是超一流（附件一）。花费巨资建造大壳，“作茧自缚”，“螺丝壳里做道场”；现在只好“削足适履”，“矛盾百出”。识者认为，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即只管外形，不管功能和经济）的“杰作”。
四、 国内外反映强烈
自宣布中共政府选定了法国方案后，国内外反映强烈。国内私下议论纷纷，我国建筑学家吴良镛、周干峙曾向朱总理呈报国家大剧院建设的批评性意见（附件二）；国外报纸、专业杂志评论哗然，提出许多尖锐批评，包括中国工程院名誉院士、国际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等人的批评（详见附件三）。这里只选择一位旅居国外的建筑声学专家的来函：“这个设计把学校里建筑学生最反对的形式主义、忽视功能等最坏的地方全部反映在这个造价奇高的中国大剧院，这建筑是全世界建筑教育的最佳反面教材，他们（也是法国人）不懂中共政府怎么会这样的糊涂和无知。”（巴黎Marne-la-valles建筑学院院长谈）“当有人反对安德鲁设计的大坟堆的剧院，违反中国人的神圣民族情感时，法国建筑师却说‘这是你们中国最高领导选择的，好不好是你们中国方面要的’。”（原信件全文见附件四）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为法国方案的实现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更无必要付出昂贵的政治代价。
五、 不是学派之争
有传媒宣传，这是“把法国的浪漫带到天安门”，舍“传统”而取“现代之争；是科学的设计和不科学的设计之争；是建筑需要讲求功能合理、经济节约（已非一般意义的节约）还是脱离中国实际、无视中国传统文化之争。其中有许多设计使用上的不合理，违背建筑的基本规律，甚至有悖于基本的科学常识。某些国外舆论称，这是建筑学上最佳的反面教材！（见附件四）
我们知道法国方案已为中常委通过，但那是在操办人片面地注重外型，用空洞、浮夸的辞藻代替科学的分析、必不可少的经济估算，假借“大多数人赞赏“的名义，误导中常委的结果。现在由于设计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合理、不科学的状况，为应付来自建筑界的公正批评，便处处以这是中央决议作为挡箭牌。鉴于今天对设计的了解更为深入，我们深知方案难以改好，如勉强建成，多方面的损失将更大，也有损我国政府和领导的政治形象。思之再三，出于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我们恳请中央能重新审议，从长计议，容许建筑界展开讨论。
2000.6.10
院士签名：
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
吴良镛 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干峙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难先 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委员
周镜 国务院参事、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锦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建筑设计大师
关肇邺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傅熹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
李道增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 ？ 总参科技委常委
葛修润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厚群 中国工程院院士
江欢成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高级工程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 元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中如 中国工程院院士
容柏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梁应展 交通部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秀敏 总参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院、中国工程院士
（等４９名，以下从略）
（在这个名单之后，又有更多的院士签名；但我没有那份新名单；有位两院院士告诉我，最后的总数至少有140人）。
《114名建筑大师、著名的及青年建筑师的上书》
2000年6月10日
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
我们是从事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及教学工作的建筑工作者，对于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的采用及其实施感到十分忧虑，现特陈述我们的意见，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
一． 德鲁的设计严重不合理
这个设计方案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随着设计的进展，存在的种种问题日益暴露，安德鲁初步设计的建筑面积已从设计任务书规定的１２万平方米膨胀到25.9平方米，土建造价估算已达３８亿，如加上舞台设计等，费用将达４５亿以上，这是严重的超面积，超预算。这个方案对剧场功能使用也带来损害。巨型壳体的顶端已高达４５米，仍然不能满足舞台上部高度的需要，设计者就把舞台和观众厅往地下压，造成舞台台面的高度为地下－７米，基础的深度达24.5米。这样就必须挖一个很深的大坑；由于没有余地可以放坡，必须构筑厚度为1.5米，深达-40米的钢筋混凝土连续墙，这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耗费。不仅如此，功能上也造成种种困难。例如，按现在出入通道的布置，观众需先往地下走，再往上走，再往下走，才能进入剧场。又如装布景的卡车，不能直接运到舞台边装卸，需要专修一条到地下舞台运送布景的通道。又如从火灾消防角度看，易燃物众多的舞台和人流都集中在地下，不易疏散，也是隐患极大。
二． 圆壳的危害
这个方案的突出特点是一个巨型壳体覆盖着四座剧场，该壳体长218米，宽146米，高46米，厚３米，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十分的昂贵，但从演出功能看毫无必要，这是很大的浪费。它还使大厅，门厅等辅助空间的高度都增加到３０米上下，使用空调的体积大大增加，据估计每天空调需要的电费达十万元，对今后的运行管理都将是很大的负担。这样高大的屋顶，天长日久，如果发生损坏、裂缝，修理和维护也是很大的困难。
这个巨型壳体是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稀有金属材料设计建造的，这就赋与它一个类似迷人的“现代化”和“高科技”的外衣。其实，这种造型并不新奇，西方国家早就有了。这种设计的观念正是工业革命以来的“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无节制的消费资源的传统发展模式的产物。这与社会发展要从“资源消耗型”转变为资源节约型，以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战略道路背道而驰。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为国际社会所认识和摒弃，这是不符合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要求的，我们不应予以采用。
三．大圆壳的外形不可能美观
这个建筑设计的艺术形式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如果我们只看他们制作的精致漂亮的模型，是可能像法国刊物说的“这个像一个蛋壳，用金属钛制作”的大圆顶是 “一座晶莹剔透的建筑物”那样给人“迷人”的印象。但是，北京风沙尘土大，按这个设计建成的大圆弧建筑又难于清扫，势必刮风则尘土覆盖，下雨下雪水渍泥痕满身，冬天结冰，为防止结冻，池水要放掉，剧场四周的湖面将成无水的水池。这样，这个大圆壳建筑将成为一个大土蛋，成不了法国报刊所赞扬的湖中心的“晶莹剔透的建筑物”。
四、 建议
如果按这个方案建造起来，必将引起国人长期的非议，势必成为国际舆论笑柄，有损于我国政府的声誉。由于这不是局部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设计方案本身不合理，修修补补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建议撤消这个不合格的设计方案，现在撤消是损失最小的，实践说明，在开展建筑方案设计以前，拟定“任务书”是关键性的环节，任务书实际上也是一种“规划设计”，“一种决策”，现在叫策划。如果题目出坏了，文章也难写了。这次要建四个剧场，还要这样多的建筑面积，不知有何科学依据，是否经过认真的论证，都盼望加以总结。
为此，我们建议对设计任务书要从新予以政论研究和审定。
此致
敬礼
2000年6月10日，
签名名单（114名知名建筑师工程师在两天之内的签名）：
姓 名 简介（单位、职务或专业资质）
沈 勃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前院长
郑孝燮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
张开济 北京建筑设计院 顾问总建筑师
侯仁之 北大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宣祥鎏 首都规划委员会 副主任兼秘书长
刘小石 北京市规划局前总建筑师
朱自煊 清华大学教授 北京市顾问
汪国瑜 清华大学教授
赵炳时 清华大学教授 建筑学院前院长
熊 明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前院长 总建筑师
彭培根 清华大学教授 优秀外国专家
沈三陵 清华大学教授
李 采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高级建筑师
孙凤歧 清华大学教授 建筑学院前副院长
吴观张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前院长 副总建筑师
郑光中 清华大学教授 北京市顾问
张德沛 北京市建筑学院副总建筑师
袁 镔 清华大学教授
佟景均 北京市规划局前副总建筑师
冯钟平 清华大学教授 建筑学院前副院长
李 准 北京市规划局前副局长 总建筑师
王 毅 清华大学88年毕业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刘询蕃 建筑部建筑设计院前院长
邹德慈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夏宗杆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秘书长
石 楠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办公室主任
汤纪敏 清华大学建筑系52年毕业 高级建筑师
夏泊渊 民航总局前基建司司长
茹兢华 故宫博物院工程师 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何广乾 建设部科技委顾问 中国工程设计大师
张钦楠 中国建筑学会前秘书长
钟 炯 北京市建筑工程总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钮薇娜 中国建筑技术学院高级建筑师
刘常青 清华90届毕业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张 兵 天津大学91届毕业 清华硕士
陶宗震 建设部专家组专家
汤 沛 清华86年毕业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张念越 清华91年硕士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阎 岩 重建工86年毕业 日本留学高级建筑师
邸惠泉 河北建工88年毕业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茹 森 清华68年毕业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郭 功 天津大学96年硕士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董方元 天津大学建筑系63年毕业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顾伯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张 彪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陈 聪 东南大学83届毕业 有色院高级建筑师
尹 桔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83届毕业 国家一级注册建师
尹震华 北京有色设计院原主任建筑师 国家一级注册建师
孙家骥 新材料设计院总工 国家一级注册建师
田学哲 清华大学教授
高冀生 清华大学教授
单德启 清华大学教授
郭 逊 清华大学教授副教授
应锦薇 清华大学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刘玉龙 同 上 张 红 同 上
贺卫平 同 上 曹涵幕 同 上
戴 竞 交通部规划设计院前副院长 总工程师
廖 扬 北京纽曼蒂莱蒙·膜建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建筑师
胡允文 交通部设计院前副院长 现顾问
陆强 四川省建委原副主任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罗 刚 1989年苏州成建学院毕业
华宁建筑设计事务所副所长
何小军 1998年清华大学硕士
王 玫 1983年重庆建工学院 省院一室副主任
李 强 1981年华南工学院毕业 四川省院副总建筑师
程毅强 四川省设计院副总建筑师
刘启芝 四川省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
储兆佛 四川省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
陈 强 1992年苏州城建学院毕业 成都市设计院主任建筑师
曾红兵 1993年苏州城建学院毕业
钱 方 1983年南京工学院毕业 西南设计院副总建筑师
茅 锋 1993年南京工学院毕业
余 明 1985年重庆建工学院毕业
徐尚志 设计大师
周方中 设计大师
吴德富 原西南设计院总建筑师
赵 夏 原西南设计院副总建筑师
成 城 国家剧场设计规范编制组成员
扬士富 西南设计院情报室主任建筑师
杜全壁 西南设计院一室原主任
张祝建 西南设计院三室主任建筑师
张 常 国家电影院规范编制组成员
肖 林 原西南设计院院长
万福春 华宇建筑设计事务所总建筑师
杨 海 华宇建筑设计事务所副总
王玉齐 南京市民建筑设计研究院 文化工程建筑师
王 晨 同上 同上
董文俊 同上 同上
张耀华 同上 同上
刘 耘 同上 同上
方 明 同上 同上
顾 锷 同上 同上
顾 燕 同上 同上
李 勇 同上 同上
苏利民 南京室规划委员会 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李高岚 南京江苏省建筑设计院 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
曹蔼秋 南京江苏省建筑设计院 总工程师 一级注册建筑师
周 岚 南京市规划局 副局长 高级规划师
刘正平 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于立凡 同上 副室主任 高级建筑师
童本勤 同上 室主任 高级建筑师
刘 军 同上 规划师
高海波 同上 规划师 研究生
蒋 玲 副总工程师 高级规划师
魏 力 同上 建筑师
程大林 同上 室主任 高级规划师
何 流 同上 规划师 研究生
刘晶晶 助理规划师。
很可惜没被采纳的几个设计方案（图片）
第一轮国内设计竞赛第一名魏大中先生的方案
最后决赛入围方案之一
最后决赛方案的三位之一
被选中的法国设计师安得卤的方案
从中南海院里看国家大歌剧院
贝大师最担心的终于发生了：法国安氏大剧院入侵故宫的屋顶！
中央电视台歪斜的新大楼
从另一角度看中央电视台的新大楼
北京奥运会耗钢4万吨的鸟巢体育馆
应该枪毙得梅隆和赫佐克两个该死的白痴！
----给王歧山市长的一封信
清华大学教授 彭培根
2006年7月1日
尊敬的岐山市长吾兄赐鉴:
一周以前，为了您能尽早见到我呈给温家宝总理的《综合整治房地产市场系统工程的办法》的报告的副本，我匆忙地用传真送到您的办公室。但是，那并不是我的报告的全部内容；现在我再将全部原报告的副本一式三小册合并为两册，正式地再呈送给您。请给予审阅和指教！在我的原报告中提到的，两栋违反世界任何国家建筑安全法规的“极为危险”的“违章建筑”――国家大悲剧院和“鸟巢体育场”，我想再简单地讲一点建筑概念：建筑结构设计的基本原理是尽量用“拉力” （Tension）但是这个瑞士白痴“建筑大师”得梅隆，为了形式主义，居然９０％以上全用“张力”（Compression）！举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出门是将皮箱拎着走，没有人将箱子举在头上走，对吧！
得梅隆设计的正在进行世足杯的慕尼黑体育场，他就不敢用“鸟巢”的这种支支喳喳的结构，他老老实实用的正规的横平竖直的钢骨框架结构；否则理性的日尔曼民族的人民就会揍他。结果他只用了２万吨的钢材；如果用比例来算，6.6万人的体育场用了２万吨的钢材，那９万人的北京Olympic体育场就应该是 2.71万吨钢材才对。结果为了将中国拿来做新武器实验场，这个愚蠢的“天才创作”，将用来做骨架的钢骨大量地浪费在建筑的皮肉上。结果他用在此体育场的钢材的重量最早的是13.6万吨。后来一直在减轻重量，砍到8万吨；再经周干峙两院院士等专家向温总理上书，将最愚蠢和多余的“可开合的屋顶” (Retractable Roof)砍掉，为国家节省了 4万吨的钢材。（Olympic Game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可开合的屋顶的体育场内举办过。万一合上了打不开，Olympic 不承认那是室外运动的记录）。现在的用钢量是４万吨；比2.71万吨多了1.29万吨钢，更增加了完全不符合安全法规的危险性。
它现在的外观好像是八级地震后，七倒八歪的一大堆的钢骨桥梁和钢架。等于将一个“鸟巢”放大了几万倍，完全没有“鸟巢”的感觉；同时产生了老大粗黑的不 “以人为本”的恐怖效果。原来在看台下可以利用的建筑空间，也因为这些支支喳喳的七倒八歪的，好像是钢骨钢架建材废品堆积场的结构，几乎没有可以使用的空间。应该枪毙得梅隆和赫佐克两个该死的白痴！
我有可靠的信息，几年前您对这两个开洋荤的建筑都是强烈反对的；但有更大的官来关说，才被霸王硬上弓。我拥护您！至于“国家大悲剧院”，我的报告中已有论述，在此就不重复了。但愿不要被我不幸言中，出一点安全事故，那比到一百个煤矿还要吸引全球的媒体的报导。
谨此报告
学弟
彭培根 敬上
2006年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中共党庆)
注：本报告的全部《副本》－两小册子及有关附件，已抄送给主管基建的吉林副市长；所以请您不必将材料转给他。只需写个批示就行。谢谢！
彭培根教授工作室 Tel: 6277-0305； 6279-4631(秘书); 138012.51448(C);8844-8439(大地建筑事务所); Fax:6277-0132;Email:pkapeng@tsinghua.edu.cn;
后殖民主义与粪蛋形国家大剧院
北京大学 教授 辜正坤
2000年8月17日 于北京大学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文学与翻译研究学会会长，法中文化艺术协会理事，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学术方向：中西文化比较、莎士比亚、诗歌鉴赏与翻译；电话：86-10-62753361。）
在当代西方学术界风行一时的后殖民主义理论（Postcolonialism）可以说是揭露批判安德鲁所设计的粪蛋形国家大剧院模型的有力武器。什么叫作后殖民主义呢？我们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明它的大意。要明白后殖民主义，先要回顾一下什么叫作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时期中，对不发达国家或弱小国家进行各种形式的领土扩张，海外殖民，或进行奴隶买卖，掠夺殖民地的原料，向殖民地倾销商品，控制或篡夺殖民地国家的政治以及经济命脉等等。这是一般人了解的常识。而后殖民主义指的则是当今国际上的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即帝国主义凭借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向当今不发达国家实行经济上的资本垄断，文化上的渗透，通过各种途径将西方的生活模式、文化风俗、艺术形式、及种种价值观推广、移植到不发达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去，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知不觉地接受它们，从而逐步削弱以致最终泯灭非西方民族的民族意识，最后被西方文化完全同化。这就是后殖民主义的基本轮廓。其实更准确更容易理解的翻译应该是“新殖民主义”，以区别传统的殖民主义。
安德鲁的粪蛋形国家大剧院模型（粪蛋，英文blob,是国际上权威的建筑专业杂志《建筑学评论》形容安德鲁的模型设计的用语）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少数西方人执拗地将某种西方人拥有的审美观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后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意识。当然，安德鲁本人未必是故意要和中国人捣乱，但是他难以超越他所处的民族偏见多年来熏陶给他的大脑的种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殖民意识。在某些建筑技术方面，他可能是个优秀的专家，但在更为深广、更为重要的综合性文化审美层次上，他是相当无知或者说相当肤浅的。他不知不觉地充当了新殖民主义在建筑学方面强力推行西方价值观的典型代表。当他公然宣称要以他这种“粪蛋”形设计把中国文化逼到危机的边缘时，他显得未免有些可笑，同时也表明他那种新殖民主义的情结已经是病入膏肓。他忘记了在16世纪之前，西方人是如何诚惶诚恐地到中国来偷取种种艺术和技术，他忘了西方人如何荒唐地认定妙不可言的丝绸原来是“从树上长出来的”。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打算要把当时落后的西方文化“逼到危机的边缘”，也从来没有打算要西方人都信奉儒家的、道家的或佛家的教义。（按：一个外国搞修建的人居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踞傲地说出这样的话，而这样的话居然可以登在报纸上却未受到应有的反击，中国人，莫非你已经真正地失掉自我了么？）
建筑的外形具有强烈的审美符号特征，它往往是民族总体审美心理的寄托与映射。它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大众的关照领域；恰如建筑的内部技术处理往往是建筑专家的领域，大众乐于把这个领域留给专家们去各显神通。但是，当前关于国家大剧院的讨论，其实针对的问题关键在于其外形，这样的问题恰好是人民最关心的、尤其是文化艺术领域人士最关心的，而他们却几乎被屏蔽在讨论的圈子之外，这不是十分奇怪吗？一位非建筑领域的学者对某建筑的审美特征发表看法时，难免不会受到某些读者的之一质疑：你是建筑家吗？但这种问题有点像当你对某位厨师做的菜肴发表评论时，他劈口问你：你是厨师吗？人们不要忘记一个简单的道理：在艺术审美领域，正如饭馆里的菜肴的滋味是否优美要由人民大众来品味一 样，建筑外形的美好与否也主要取决于人民大众。楼房不是只为几个建筑师造的，而是为大众造的。如果本末倒置，这样的建筑归根到底是要受到大多数人诅咒的。
新殖民主义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艺术审美这个领域，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传统。如果我或者说我们喜欢吃青椒肉丝，这是我们许多年来的味觉审美熏陶结果，对我们来说，它就是美好的，如果你硬要把麦当那塞给我以之取代青椒肉丝，并且写一万卷书加以科学证明，说卖当那就是要比青椒肉丝好吃，我们是无论如何不买帐的，因为我们与其相信你的论文，不如相信自己的舌头。你可以吃你觉得好吃的，我也可以吃我觉得好吃的 —— 这就是最起码的人权之一。你为什么要逼我到“危机的边缘呢”？这些话是如此简单的真理，但是，对于一个新殖民主义者来说，也许需要一生的时间来领悟，因为没有受过殖民化压迫的人绝不会体会到文化自主性或曰民族自主性对一个受过殖民压迫的有着强烈的民族屈辱感的群体是多么宝贵！
今天（8月17日）又读到《南方周末》上刊登的安德鲁的辩护辞。我认为安德鲁的答辩根本就算不上答辩，因为没有任何逻辑论证。例如对于人们指出他的设计方案构成了对中国建筑艺术的侮辱这一点，他的答辩是：人们的攻击是出于一种对任何新的重要建筑的必然有的猛烈攻击习惯，并且举出悉尼歌剧院、蓬皮杜文化中心、卢浮宫的金字塔型入口，等等也曾受到激烈攻击为理由。同时强调创新就要打破传统秩序。他的每一个论点都是需要论证的。例如：有什么根据证明“任何一座新的重要建筑”“都”受到了“猛烈攻击”？悉尼歌剧 院、蓬皮杜文化中心、卢浮宫的金字塔型入口就是已经有定论的美好的建筑吗？关于这些问题，同期《南方周末》上刊登的彭培根先生的文章从技术方面有令人信服的论证。
我这里想要补充的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也作为一个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的学者，想强调指出：在艺术上，如果创新不是为了更美，而只是为了创新而创新，那么，这种创新是不可取的，甚而至于是有害的。异想天开是许多人的本能。可以把建筑设计成菱形、锥形、管道形、曲线形、六面体形、八面体形、旋涡形、或任何一种动物形、植物形、山势形、水流形、或更具体的手形、足形、头形、觜形、花朵形、蚯蚓形、蛇形、大便形、蜈蚣形.....何止千万种！要创新出所谓奇形怪状的东西，有何难哉！求新实在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难的是真正让人感到美，一种既能传承传统之美又能兼有一种新美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难啊！不过关于此点我且按下不表。
我这里想侧重谈的是有关安德鲁先生上面提到的几个有名的建筑，我想从文化审美趣味方面谈谈自己的印象。悉尼歌剧院我没有去看过，所以不敢妄言。但是，蓬皮杜文化中心、卢浮宫的金字塔型入口和更有名气的埃菲尔铁塔，我都曾去仔细参观过许多次。我想要说的是，作为艺术品而言，他们都是非常拙劣的作品。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特色：蓬皮杜文化中心主要是怪得叫人厌恶，许许多多的管道型物凌乱不堪地把一个工厂模样的东西横七竖八地缠绕起来，从外表上看，没有人会认为那跟文化中心有什么关系。卢浮宫的金字 塔型入口主要是俗得让人寒心，这么一座庄严、堂皇、宏伟、且饰满浮雕的艺术之宫前，却摆着那么一个空心的玻璃金字塔。我当初以为是工人们临时在那里搭了一个透光的棚子，以便整修什么东西，后来才弄清那是卢浮宫的入口，真叫人失望得很。埃菲尔铁塔的特色是高、高......此外就不足一观了。
当时不少法国大作家对此铁塔恨之入骨，认为它把巴黎自成一体的雅致风格给彻底破坏了，全巴黎的天空就只有它耀武扬威地立在那里，你从哪里都看得见它。这些建筑物不缺技术含量、不缺新意，可就缺一样最关键的东西：美。它主要满足的不是大众的审美需要，而满足获得设计这些建筑物特权的设计师的个人的追求怪诞风格的要求。它们被设计并被建成，因为大众无权去拆毁它们，于是它们的存在本身似乎就为它们的价值做出了证明，这就是典型的未庄人的阿Q罪行逻辑：阿Q必然是坏的，因为他被枪毙了；枪毙就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致于被枪毙呢？照此逻辑推之：这些建筑物也是美好的，不美好又何致于建造出来且留存至今呢？被设计建造出来并留存至今就是它们美好的证据。
换句话说，艺术侵权就这么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地强加在人民头上，因为它主要是一种心理侵害，而不是肉体施暴，所以人们也就往往能忽略或容忍它们。而这种容忍的时间越是长久，就越容易被一些人视为仿佛是在证明它们价值的证据。从另一方面看，艺术侵权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侵权形式：如果你只侵害一个人的审美特权，例如把一幅龌龊的图画赠送给某人，如果某人不喜欢，那么他会无情地清除掉那幅画，并且可以对赠送者表示不满；但是当把一种矫揉造作的或怪诞的东西赠送给一个民族时，却往往能获得意外的接受，因为一个民族无法整体表达或无处表达自己的观点，只好听之任之，让个别人去操办这件事。个别人就会把这件事委托给某些或甚至某个建筑师，结果，一个民族的审美权利就这样被掉包旁落在个别人手中，变态成了某一个人的艺术偏见！结果，花掉一个民族的亿万资产只不过是满足了某个个别的所谓艺术家的艺术趣味！而当这种艺术偏见通过媒介的宣传，潜移默化地注入大众的头脑中时，人云亦云的习惯势力就会让一些莫名其妙的所谓艺术品登上大雅之堂，甚至传之久远！
只要稍微懂一点西方艺术史的人便会注意到，越是古老的艺术，越是符合当时绝大多数民众的艺术趣味。越是所谓现现当代的艺术，越是在脱离人民的实际审美需要。有人喜欢以所谓曲高和寡的说法作为某些怪诞艺术品的辩护辞，其实这根本帮不了他们的忙，因为曲高和寡指的是：唱得太高妙，只有少数人才能唱到同样的水平。不是说普通人根本就欣赏不了美妙的乐曲。这就正如普通人虽然造不出国家大剧院，但并不妨碍他们有能力欣赏国家大剧院是否美观一样。国家大剧院如果真正属于人民，就应该让人民发表看法。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象征之一，那么就有必要让文化界的专家们也发表看法。由于当代社会中的商业运作行为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文化业的方方面面，普通人是否还享有艺术审美权，已经是一个大大的疑问。所以，关于国家大剧院模型设计一事，其实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资金问题、文化创造问题，而是一个民族身份及大众的普通权利直接相关的切身问题：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除了其他许多素关键的一点便是由于它拥有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也是由于它拥有一个民族数千年来逐步模塑而成的审美心理习惯。艺术属于人民，不是个别人的特权。
2000年8月17日于北京大学，
附信一封
编辑同志：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亦曾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曾翻译西方学者如马克思·韦伯、弗洛伊德、叔本华等人的著作若干，又苦学三十年后，渐渐明白西方文化邪恶的一面（当然也有善良的一面）终究会把人类拖入死胡同。辜鸿铭先生是较早明白此理者。曾国藩、张之洞、刘师培、及晚年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诸辈都深明此理。惜现在40 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全是青一色的西化派，走着我们曾经走过的老路，这是很令人悲哀的。上面的文章都是随兴所至而发，用不用，无所谓，只是心有所感，不吐不快而已。又及。
对北京千禧国家大戏院的评论
Michael Kirkland 柯克兰·米高
（加拿大建筑大师）
作者介绍：柯克兰联合建筑师国际(Kirkland and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建筑教授； 哈佛大学建筑及城市规划硕士，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院士；美国罗马学院院士；国际都市规划学会院士，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师及总建筑师。
作为一群有殊荣参与中国设计的建筑师们，我们递上此信表达我们对北京千禧大剧院设计方案的顾虑，现方案基地处于北京古老的核心中轴区，因此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表达中国独特历史文化发展的并且能生根的超群建筑，不幸的是，拟议的方案完全没有满足这个需要。
因为此建筑方案将成为国家象征，所以我们想在这评论它几个明显的问题：
1. 建筑的座向与入口
此建筑的前院空间和建筑入口应当处于南边，以满足天文与实际性的考虑，此建筑代表了一个文化的庙堂，其正面应当向所有的传统中国重要公共建筑一样朝向南面。因为这建筑有不同的机能部分，它不需要看似如背向着长安街，它也可以象天坛一般，有几个都很有气派的正面入口，但只有一个主要入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已从天坛的智慧得到启发。
２、建筑语言和基本科学规律都倒到沟里去了
它是个什么东西？是个蛋吗？为什么？它让我们想起了Buckminster Filler 的将整个城市罩在一个大玻璃圆穹顶内的愚蠢主意，它的形象和质料说明了什么？它的地理位置合适吗？它是不是完全属于西方世界的物品？但一点不科学，这是一个功能性非常强的建筑物，但设计人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品来做，大错特错，上面加了盖子，房子套房子，是在屋中打伞作茧自缚，结果需要高大空间的舞台上不去，要向地下挖六至八层楼，这是全世界建筑界有史以来最荒谬的大笑话。同时，因为大量的水池的水而有绝对的危机，如果这个建筑能建成，那全世界的建筑教科书都可以烧掉了。
３、像一个蛋的小岛能为城市、群众及文化带来什么？
为什么这建筑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呢？像个大城堡外沟里的小岛，它的伟大构想无非只创造了隔离，他将自己与整个城市和群众隔离。一个文化庙堂对文化的贡献，将带来的只会是群众的愤怒和谩骂。
４、它带来的国家及社会形象
为了创造一个超新现代建筑而避免中国传统设计美感是错误的。请原谅我的口气，但此方案是一个愚蠢的构思、一意孤行地思考的方案。它是一个在西方绝对不会被允许的，反而在中国钻了空子，有机会能实现的方案。最后，我再次为我的强烈用词而道歉，但是我实在是为我所爱的一个国家而担忧，这方案会给中国带来羞辱。而其设计师也已经为此方案而声名狼藉了，这是一个将会站在那一百年的建筑，不像服装流行或一时的狂风热潮，请千万慎重考虑。
请将这封信传给你在中共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同事们。
柯克兰·米高(Michael Kirkland)：
柯克兰联合建筑师国际(Kirkland and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建筑教授； 哈佛大学建筑及城市规划硕士
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院士； 美国罗马学院院士 ；
国际都市规划学会院士;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师及总建筑师。
“应当被绞死的建筑师们”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巴黎第一大学艺术史博士 河清
在中国建筑界，荷兰建筑师库哈斯是神。这种供神一样的气氛，我在去年5月杭州召开的“M某会”（北大建筑研究所主办）上有所领略。当时他因故未到，但从组办者到某些年轻听众的反应，可以感到神没有降临的遗憾。
出于孤陋寡闻，我是在8月1日杭州的《都市快报》上看到了中央电视台公布新大楼方案的一张图片和一块豆腐干大小的一百余字介绍。尽管图片是该方案最佳角度的效果图，但我还是看出这是一个歪七斜八的建筑。其论证文字如下：
“专家评委认为这是一个不卑不亢的方案，既有鲜明个性，又无排他性。作为一个优美、有力的雕塑形象，它既能代表北京的新形象，又可以用建筑语言表达电视媒体的重要性和文化性。其结构方案新颖、可实施……”
一个需要投资50亿人民币的重大而昂贵的建筑，仅用这么一百零几个字来向国人说明理由，是难以交待得过去的。而且我觉得上述文字行文稚拙（犹小学生文笔），用词怪异，语焉不详，极耐人寻味。
显然，这是一个低调、遮掩、敷衍一下大众媒体的说明。我是在进一步查阅之后才得知投资额之巨，中标设计师为库哈斯。
说一个方案“不卑不亢”究竟是什么意思？“无排他性”，这个“他”指的又是什么？让人费解。《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7.7）称赞库哈斯“使建筑不再是一个容器，而是无数事件交互碰撞的一个反应体”。这是当今中国极其时髦走红的前卫艺术（也带动了“前卫”建筑的时髦走红）的常用“话语”。玄奥不通，貌似“学术”，很有“学理”，实际上空洞无物，似是而非。
至于说这个方案“优美”，就有点把中国当作愚人国了。这么一个歪歪斜斜的几何块结构（在网上可以轻易找到多角度的图片），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优美”。
把建筑当作“雕塑”，这不仅有个体量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当代建筑的一个重大误区（以外形压倒功能，另作讨论）。即便这是一个西方现代“雕塑”，以西方现代艺术观，也说不上“优美”。
说这个“扭曲的拱门”表达了中央电视台的“文化性”，更是匪夷所思。如果说有个东西是这个方案最忽略不顾的话，这个东西恰恰是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一座重要象征性建筑的“文化性”。
中国文化历来崇尚“温柔敦厚”，摒弃“怪力乱神”（恰是西方现代艺术所追求）。在中国绘画艺术中，“狂怪”、“纵横习气”、“格外好奇”等，都属“邪魔歪道”（王昱《东庄论画》）。这已经内化到中国人的良知和常识之中。中国的都城建筑以致普通民居，都反映了一种既追求变化又终归于“中和”的文化精神。天安门可以说是中国建筑文化精神的典范。
“楞”字，在中国是个贬义词。何谓“楞”？四方木也，即四角分明、未经雕凿的立方体。它意味着一种生硬，僵硬，突兀，粗粝，与“优美”截然对立。而这种“楞”形立方体，恰恰是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根本特征，人称“纸版箱”，“鸡蛋箱”，“文件柜”，“方格纸”等。这种“楞”形建筑，是一种对于自然环境的 “侵略”，与中国风水学说强调建筑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思想完全相反。
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抛弃“装饰”（现代主义建筑师阿道尔夫·卢斯有句名言“装饰是一种罪恶”），这种光秃秃硬棱棱的“楞”形立方体，显然有悖于中国人的审美。
而这次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的建筑方案，不仅“楞”，而且“歪”，是一个“歪门”，酷似一个屈着头、两脚瘫地的小儿麻痹症患者！这样一个造型乃是最大程度地抵触了中国文化的审美精神。歪者，不正也！
因此，库哈斯的方案全然没有尊重中央电视台大楼作为全中国人民都要注目、承载极大象征意义的建筑的“文化性”。
对于这样一个明显违背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建筑方案，中国某些建筑“精英”专家们居然一致赞同，值得人们思索。
英国著名建筑理论家詹克斯（Charles Jencks）早就公开质疑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楞”形“国际风格”，认为现代主义建筑扬弃装饰、追求功能和几何的纯粹性，导致“建筑语言在形式上的贫困化”和“城市环境的恶化”，据此提出“后现代”建筑的概念（《后现代建筑的语言》1977），并把“中国园林的空间”作为“后现代建筑”的六个特征之一（这表明中国古典建筑的价值在当今西方建筑界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
而中国某些建筑师们，却对自己的传统建筑鄙夷不屑一顾，对已遭深刻质疑的“楞”形现代主义建筑崇尚万分。在一种“进步论”或“时代论”的迷惘中，他们认为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是全人类的“现代”建筑样式，“传统”建筑则必然被“历史淘汰”。
著名国画家潘天寿先生曾告诫学生“不要做洋奴隶，不要做笨子孙”。我以为，库哈斯的中标，还与中国一些建筑“精英”身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洋奴隶”和“笨子孙”心态有关。
所谓“洋奴隶”，就是某些中国建筑“精英”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能力，以抄搬、摹仿西方现代主义“国际风格”建筑为时髦。一些抽象立方体风格在今日中国被视为“前卫”、“深刻”。西方被尊为“大师”的，在中国也被顶礼膜拜为“大师”。库哈斯得过“普利策”奖，不得了，是神。
我以为，现代建筑摒弃“装饰”，在形式上不是“进步”，而是一种退化。现代“楞”形建筑是人类建筑史上形式最贫乏的“造物”。我会在一座欧洲哥特式教堂、拉萨的布达拉宫、北京的故宫，乃至一座普通的白墙黑瓦民居等“非现代”建筑面前动情不已，但不会在一座四方楞的现代高楼面前感到激动。运用现代材料的建筑并非不可以“装饰”。西方“后现代”建筑名家约翰逊（P. Johnson）的纽约“电话电报公司”大楼，无疑是一座“装饰”非常成功的建筑。摒弃“装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摒弃“文化”，拒绝“文明”。汉语中的 “文”字，起源于“纹”，尤其来自甲骨文、钟鼎文里的“纹面人”的意思。因此，“文化”本质地含有“纹饰”、“装饰”之意，是人类对自然物质材料进行加工、雕饰，使之精细化、丰富化。没有“装饰”，直楞楞木四方（最粗笨的木匠也能锯出来），怎么谈得上“文化”？
所谓“笨子孙”，是指中国的某些建筑“精英”们不知从中国自己的建筑传统中汲取建筑元素和空间精神，不懂得把中国自己建筑的空间形式要素与现代建筑材料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有中国文化个性的“现代”建筑。至于生搬传统，在现代建筑楼体上生硬加盖中式大屋顶，那是更笨的子孙。
在这样一种“洋奴隶”和“笨子孙”心态在中国建筑界一片风靡的情势下，库哈斯的“歪门”中标，是逻辑的必然。
去年在巴黎购得一书，为法国建筑师兼记者特莱蒂亚克（P· Tretiack）所著，书名曰《应当绞死建筑师吗？》翻开书的第一页就有回答：“当然应当！”
还有一位名叫佩纳克（D. Pennac）的记者，甚至觉得用绳子绞还不解恨，进一步要求：“应当用断头机砍掉两个建筑师里面一个的头！”（Il faut guillotiner un architecte sur deux。）因为全法国的普通民众对最近20多年来出现的“现代建筑”怨声载道，怀有一种“仇恨”（haine）：“法国人恼恨自己的建筑。”
特莱蒂亚克本人对现代建筑并非全盘否定，但他严峻地指出，无数法国的当代建筑是一些严重的“失败”和“巨大错误”。像巴黎密特朗时代“十大建筑”中， “一个立方体（大拱门），一个圆球（维莱特），一张四脚朝天的桌子（国家图书馆）”，失之过于简单。他多次提到国家图书馆是个“失败”，是一座“死书的坟墓”。大拱门的楼盘也不受欢迎，至今还有大量空房。新财政部大楼像一座军事“掩体”。巴黎西北的勒瓦洛瓦门，是一片“蹩脚建筑的溃疡”，镜面玻璃墙建筑像 “麻风病”那样蔓延，居民怨恨，以致把那里一个“蓬皮杜广场”叫成“齐奥塞斯库广场”。
总体上讲，法国城市的老建筑老街区的保护还是比较好的，但还是出现了许多失误：“被屠杀的城市”（villes massacrees），“谋杀城市”（urbicide）。现代城市建筑的单调、冷漠、“非人化”，破坏了人们原先的生存环境，终于使法国人竟想到要 “绞死”建筑师们！
特莱蒂亚克笔下的库哈斯其人，既是一位激进的极端分子，一位“彻底的幻视者”（visionnaire total），又是一位善于经营、极其精明的商人。
库哈斯来自荷兰的鹿特丹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为平地的城市，战后完全是在一张白纸上重建起来，与库哈斯的“彻底砸碎”、“从零开始”（To start from scratch）有直接关系。所以库哈斯设计的方案多是惊世骇俗、甚至反自然的。他会设计出像穿糖葫芦形状的图书馆，或歪斜凌空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方案。
“库哈斯有一套灵活、圆转的辩术。”比如他为中央电视台的方案，端出一个美妙无比的“巨环”说：“我们将把电视制作的所有部门都囊括在一个连续的巨环中，使它可以自我运转不息。”（《南方周末》2003.4.3）论证图片中还有一条红线，环形流转。哪个内心纯朴的“专家”会不被这样美妙的“论证”所“诱惑”而折服？而这样的循环事实上并不存在。
库哈斯甚至把他的“歪门”说成跟故宫相“一致”：“这是一种非常安静的、内在的美学，和紫禁城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是一致的。因为故宫本身也是这样一种东西，它通过围墙包含自身内部的活跃的有机体，但是它从外面来看的时候，没有任何积极性的暗示。这个方案也是没有集中的积极性的暗示……”把两个如此截然对立的东西拉在一起，何等天才的诡辩家！
还有，“歪门”曲角悬空，完全是在挑战自然的重力原则。北京处于地震威胁地带，其结构安全问题据说已被这方面技术世界领先的阿勒普（ARUP）公司论证解决。但据悉阿勒普公司也在英国千年桥的共振问题上失手，支付了巨额赔款。万一阿勒普再次智者千虑一失……（补注：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应当令人警醒！）
还有，大楼的维修问题。巴黎蓬皮杜中心，建成30年已大修过两次。这样的“高技术”建筑，非常容易老化出问题。这是一座维修费已超过建造费的建筑！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也属于“高技术”建筑，将来必定需要巨额维修费用。如果也再来个50亿（等于建造费），中国的有关人士们想过没有？
再还有，一旦这个“歪门”方案得以实施，将给整个中国建筑界带来极坏的样板作用。可以预见，中国大地上必将风行一大批这样奇形怪状的建筑，进一步恶化中国城市的景观！
西方有一种说法，城市是“一本石头的书”，是一种文化的物质体现。人们在这本“书”中，可以读到这个城市、乃至这个城市所在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然而，在今天中国的城市里，我们能读出多少中国的历史，感受到多少中国的“文化性”？
北大教授张祥龙先生沉痛地说出了我同样想说的话：“我们现在正在丢掉的已不是那些让中国人蒙受耻辱、遭逢危难的东西，而是那使我们是一个中国人的东西，是那让我们活得有意思的东西。”我们正在全力制造“一个完全没有真正中国味道的世界！”
作为一个专业（西方艺术史包括西方建筑史）的学者，我呼吁有关决策部门质疑这个方案。我们没有理由把如此巨额的钱投到这个有一百个理由可以否决而无一个理由可以站住脚的方案。
我当然无意要“绞死建筑师们”。但中国的某些建筑“精英”们该是时候反省自己的现代主义迷狂和对自己文化价值的无知！
与吴焕加教授商榷国家大剧院的设计问题
一位（退休的）法语教师 钱行行
2000.8.17
吴教授：您好！
我向来对北大清华的教授非常尊敬，原因众所周知。
最近读了《光明日报》所载清华大学建筑系吴焕加教授的有关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发言：“投一张赞成一票”；我不禁疑惑了，这是一个治学严谨、态度严肃的学者发言吗？是一个建筑师的发言吗？因为发言里仅仅说到外形美，而我认为这种美仅停留在二维空间的图纸上，因为有些设想只是一种肤浅的美（法文叫：la beauté superficiel），但在实际生活里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把设计图纸上的东西变成实实在在的建筑物，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如哪一方面不同，实际使用起来，就会和设计图纸差十万八千里。而吴教授您似乎是一见钟情，被这图纸所迷惑，而对别的问题就一概拒绝考虑，这是我们一般市民和老头老太的发言习惯。您们专家和教授应该谈功能、安全、造价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是非常考虑不可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梦幻的美而不顾一切地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这是对国家、对人民最大的不负责任。我不懂建筑，但我敢断言，安得鲁设计出来的国家大剧院将是一个既不好看更不好用的鸡肋建筑，会受到世人耻笑。
我曾读到一篇文章，巴西在选择新首都地址时，例出了二十多个条件，每个条件都有分数，于是把几个侯选地址大分进行综合评分，最后选了现在首都巴西利亚这个地方，这篇文章您一定不陌生吧。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你考虑问题执一死命不放呢，一点不具学者风范。
吴教授您说到此设计独一无二，非也，在巴黎北部有个科技展览馆，那里有个球形影院，周边就有几个水池、林木，不过那里的水池不在地上，法国北部有个电影城，整体设计新颖前卫，很美，我很欣赏。那里有一群建筑，全是各种形式的电影院，其中也有球形影院，在散落的影院中就有巨大的水池，简直是小湖（发贴人注：钱教授要是知道安得鲁1993年在大阪也设计了一个和大剧院造型雷同的水族馆，她可能会更气愤）。可那是在法国，把那部分构想搬到中国，只能是东施效颦，落得可悲结果，令人扼腕叹息。
要想外形美，谁都可以想出很美的东西，我这门外汉也可异想天开构思。比如大剧院是莲花形，花蕊是实体建筑，剧院周边有几个比华表还粗的柱子。上边饰有飞天等瓷砖壁画，莲花坐落在草坪、灌木、树林中，我还可做许多许多美仑美奂的设想，我还可以自以为是的认为它很有可创性，比安德鲁的设计更美更具中国特色，但这只是个门外汉的幻想。因为我不懂建筑，我无法做其他考虑，可您不同，您是个具权威大学的教授，您也如此片面，就有令人不可思义了。您考虑这问题就如一个小姑娘买一块花布料，这布料设计挺美，但有人告诉小姑娘，料子下水后会掉色，图案就一塌糊涂了，小姑娘说：我不管，我就喜欢它，别的一概我不管，再贵我也要买！
我为您感到惋惜，以您的学识、阅历、地位，您不该犯这样的错误。从逻辑上推理，您怎么也不该犯这样的错误，您的错误使我百思不得其解。而在我的眼里，您这位清华大学教授的含金量就少多了。
您可能认为您思想超前，前卫，别人都落伍了，要知道您的超前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停留在图纸上的空的美丽罢了。
此致敬礼
法语教师
钱行行 2000.8.17（2004年补充了两行字）
从纽约时报照片看中国建筑的“追新变态”现象
彭培根
2005/02/19
纽约时报2004年9月19日，发表了整整一版半的、有关中国城市建设和建筑的“追新变态”现象。从纽约时报的报道，我们来想想是把国家大剧院毫无用处的顶拆掉？还是建议中南海的办公区搬家？
有一张约有1/6版面的图片，看来是从中南海紫光阁，向东南方向照出来的。估计是美国的哪个高级的代表团的成员，拍了这张照片，转给New York Times 发表的。它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是科幻电影中的外星人的巨大飞碟，降落在中南海的门口。什么文字也不用写，就能看出这是个天大的错误和笑话。如果从景山或北海的高地琼台看，更惨。现在，扫描下来发给您欣赏和评论。
我校美院的李燕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易经学会的会长；李苦蝉大师的儿子）说大剧院在北京的心脏地带的地理风水（注1）的位置是“爻卦”。在此位置如果建了庞然大物的建筑，是非将没完没了。以我懂得的一点皮毛的风水来看，这个“外星人的巨大飞碟”，正好停在中南海的东南方向的“巽门”位置，也就是“文昌星”的位置。它既主经济和金融，也分管一部分“离门”（正南方）的功能，即“光明和友好”；也就是与生产、贸易和外交都有相当的或一定的关系。在这个位置建一个不是光明正大得到的设计权；并且建成的庞然大物，肯定是大不利的东西。我的功力肤浅得可怜，不敢胡说八道，待请教真正的大师们后，再转告他们的评语。
不过，在西雅图的華盛顿大学到有一个歪打正着的实例。该校的中心广场是在西北角由图书馆、歌剧院(市民也用此)、音乐厅和美术馆画廊围绕着。由此，向东南方向有一条60m宽、950m长的绿化步行Mall。由中心广场向东南方向看出去，就是“巽门”而且，也是“文昌星”的位置。向东南方向看出去，刚好是白雪皑皑的，北美洲最大的活火山“Mount Rainier”; 它比富士山还要更雄伟和美丽。结果该校160多年的历史，出了３个还是４个诺贝尔奖的得奖人。我们能说是老美找人看过了风水了吗？但如果说它是一个歪打正着的绝好风水的实例，应该没有人反对吧？
最近，各大新闻煤体都报道了，法国道路工程师安得卤设计的巴黎机场坍塌之后的法国政府调查报告，指出了设计上出现的错误。因此这位“要切断中国历史”，长得像海盗和外太空人的老兄，可能会面对法国检查单位起诉他的公司“过失杀人罪”。接着又听说国家大剧院要将部分与巴黎机场坍塌的结构类似的地方要拆了重建。这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闪电快速反应。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永远“并”在国际的“鬼”的后面。一定要等到哪一天，大剧院的顶比较大的面积的坍塌了。或着，被周围隔离听歌剧的贵族和一般老百姓的５万吨的水；压着的“玻璃潜水艇”漏水了，才会下决心拆掉这个外太空掉下来的这个另类的异种！！
所以，如果以上传言是真的，我建议咱们中国人别再跟在外国人后面跑了。下决心只拆掉大剧院的顶就可以了，别太浪费；保留三个剧院；再给它们穿上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ＤＮＡ血统的，与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像是一个孙子辈的，但是非常豪華、非常中国又非常洋气和壮观的外衣（就像原来设计竞赛第一名的已故魏大中大师的方案）。如果下不了这个决心，干脆趁着北京市的2004-2020年的总体规划大调整的机制，快将中南海搬到西山的山脚下；建一个生态和花园式的中央办公区。并且与西山山体和地下的“深挖洞”的战备设施结合成一体, 也是很实事求是的利于国防的方案。
(注1：我在加拿大U. Waterloo 教建筑设计时，在我的seminar里， 和学生们定课时地研讨“建筑环境心理学”和人的行为的关系。我提出中国的勘輿 (地理风水)是世界最早的“建筑环境心理学”。国外现在很多大学《中国勘輿学》都是有学分的课。)
附信
老彭:
这张照片太有说服力了,这样设计的建筑物的确不适合放在中南海的附近,从中南海内部得到这样的景观真是太扫兴了。中国建筑艺术中讲究"借景".记得我在苏州某个园林里竟然看见虎丘塔成为了该园林的一部分,美不胜收,真绝了。这张照片如果在大剧场还在评比时拿出来,我想那么多时日的讨论都可以省了. a picture is better than a thousand words 这话似乎在这里特别适用。
张崇华
Chonghua Zhang E-mail:chz@eastnet.com.cn Cell Phone: 86 13701071714
（注；张崇華，爱国保钓的台湾留学生，79年就回国了。曾任国家环保局总工程师，清華大学环保系教授，世界银行扶贫评估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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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老师
您好！很高兴看到您的来信。我拿给我的同学们看，大家读后都非常激动。那张照片真是太……我们气的都说不出话了。每次去北京市中心，从那个超级难看的顶前面路过时，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气愤。老师来信中提到的有关风水的问题，我虽然不懂风水，但也足够让我心惊胆战。还有想到梁思成老人家奋力的保护那片古城，保护的不仅是老城的遗址，而是中华的传统，我们的血脉阿。
看到彭老师还有几位和你一样的人，正在奋力的尽可能挽回这个惨局时，我们又感到非常的欣慰。你们让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希望。这比那些只说不好，但是也无可奈何，不做任何努力试着去挽回的人崇高太多了，更不用和那些甚至说“好”的人比了。我们可以感觉到老师你们正在做一件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事情，我们的希望，和那片土地的未来就寄托在老师们的努力上了。希望你们也可以感觉到，你们不是孤军奋战的，你们后面有我们的支持，有中国12亿人民的支持。
此致 敬礼
高达, 200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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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培根教授:
您好，作为我们年轻的建筑师（同时又是中国人）-而我又是传统建筑保护提倡者，觉得自己似乎对这些问题无可奈何，只有通过对大众的宣传和探讨、只有在这些堂皇的工程竣工后暴露出其原来本不应该存在的理由时，才会在大众脑海里产生今天您所呼号的响应，可是，业已仓促的封“狼居胥”工程毕竟流失了大众的税收，同时又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嘲笑着这些纳税人5000年的精神财富竟然如此不敌人家大手笔随意画的一个圈，对这种现象，我们建筑师又能够如何呢？
雷晓鸿 13701175697 13701175697@
2005年2月24日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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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彭：悲哀呀，这么多院士、专家、学者和群众反对，还是要建。中国的事情你想开点吧，否则你都不知道要气死几回了。建议你读一读《沧浪之水》，一本小说。
Lu Lin, Executive Editor
CitiTravel Magazine
Msn: james@lulin.net
彭培根给温总理的信
请国家外国专家局万学远局长转呈
尊敬的家宝总理赐鉴：
今年元月２５日，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优秀外国专家代表时，我就写好了第三个报告，但因您身边没带秘书，我将它呈交给您或万局长，都会不太礼貌；所以我今天补交上。作为一个真诚爱国的華人建筑师，（一）我禁不住要大声疾呼“国家大剧院”和“鸟巢体育场”都是违反（世界任何国家都一样）建筑安全法规；极为危险的违章建筑。将来肯定会出大事的！
（二）根据我国前管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和文件精神）《五个统筹》的第五个统筹：“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原则，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就一直在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原则在各行各业都被充分地实践了。中国的航天（太空）工业的成就与科学家们，可以与世界一流的太空成果和科学家平起平坐。高速火车（和汽车工业一样）在直接引进了德国等国外的全套（或绝大部分）和成品。经过了这个初期阶段后，现在要“逐步国产化”。我一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在中国只有30年（欧洲已有4到5百年）的“建筑师”这个专业头衔（Professional Title）。而20年来，在大量地用了外国建筑师后，为什么不像其它各种行业一样，积极地培养中国自己的民族建筑师？应该是时候了！我不是建议不再开放给国外建筑师，而是说应该让中国自己的建筑师来设计一些大城市中标志性的，有民族尊严意义的建筑了。否则，第五个统筹中“对外开放”是做到了而且做得过头了。但是，“统筹国内发展”在培养民族建筑师上还没有开始。将来等到神州六号太空船，甚至神州十号都上了太空了，如果矗立在地面上的大多数的标志性建筑，还不是由中国的民族建筑师设计，那就会因为这第五个统筹的不到位，而使得整个的五个统筹仍然停留在一种跛脚的“五个统筹”。
（三）我国过去20年的城市建设中的标志性建筑，大多数为被外国建筑师设计，它们绝大多数可以被形容为：“像穿了时装表演的衣服来上班的建筑”。纽约时报称之为“追新变态现象”（请从网上查看2004年9月19 日的New York Times 有关中国20年来城市建设的整版的评论文章和图片）。我曾在凤凰的《世纪大讲堂》的讲座里，给建筑下了一个广义的定义：“建筑是反映人类文明的进程，创造明日更好的；或造成更坏的生活环境的科学、哲学与艺术的综合结晶”。一些不符合中国情；严重违反预算限制的和与区域性文化特色（国际建协UIA过去20多年，每四年一次大会都有宣言来呼吁的原则，强调Regional Culture Identity）背道而驰的很多的建筑物（包括黑箱操作出来的），就是对以上建筑的定义的最现实的反面的教材。法国媒体和电视台都先后批判过--安得卤设计的国家大剧院，不但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城市文脉（Urban Fabrics），他还毁坏了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基地—紫禁城的周遍视野（站在故宫的地面，会看到那个像是从外太空掉下来的异物；或者是一个巨大的坟包，从故宫的金黄色琉璃瓦的屋顶上冒出来）。
（四）这些缺乏职业道德的外国建筑师一样，把中国当成他们的新武器实验场。因为这些追求视觉刺激，语不惊人，死不休，极度浪费和凶神恶煞的建筑物，在这些外国建筑师们自己的国家是绝对实现不了的。因为，欧美国家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建筑设计思潮的主流是要Back to Basic，也就是说“要回到基本功能”。而50年代以来的现代建筑或吸现代建筑的金科玉律就是要求“Form follows Function”即“形随功能而生”而建筑风格的主流思潮是追求Graceful和Intimacy 即:“追求落落大方和亲切可人”的建筑风格”。
有句英文的谚语：“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A picture is better than a thousands of words）”。请您看第三个报告中的图片吧！
学生
彭培根 敬上
２００６年6月15日
彭培根教授工作室 Tel: 6277-0305；6279-4631(秘书); 138012.51448(C);8844-8439(大地建筑); Fax: 6277-0132; Email:pkapeng@tsinghua.edu.cn;
如何为国家大剧院工程擦屁股？
彭培根
（本文已在04年6月28日被香港《亚洲周刊》摘要刊出）
自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权被安得卤不明不白地“拿走”之后，中国建筑市场的一阵狂风， 大家一窝蜂地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视觉刺激”，以为“另类”、新颖就是美了。周总理不愧为一位大政治家，他曾说中国的建筑要:“经济、实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追求美观”。
大家要知道: 20多年来，西方国家已经崇尚：朴实大方、亲切和“Back to Basic”（即回到重视基本功能）的建筑，其实这就是中国艺术哲学里的：“大美无言”和“大美无形”的理念”。请大家不要忘记 — 现代建筑（包括后现代）的金科玉律是：“Form Follows Function”（即：型随功能而生”）。时装表演的服装不能穿来上班啊！
现在, 作风务实和以身作（三个代表之）则的中国和北京市的领导人, 停建了(荷兰建筑师设计的非常不合理和形式主义的)CCTV大楼, 又取消了(瑞士建筑师复制他在慕尼黑2006年世足杯的会场的) “鸟巢”或“方便面”的屋顶之后; 因为安得卤设计的巴黎机场的坍塌和他在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中涉嫌舞弊和行贿的丑闻, 它已经使得人民共和国的圣地 — 天安广场粘上了一个污点。所以，我相信中国国家和北京的领导人，一定有智慧，会将国家大剧院全部拆除，或只拆掉圆顶。这是大势所趋，顺理成章的事。现在，我们来谈谈 1. 到底拆除还是保留？2. 如果要拆，那如何拆？？？？？
★ 勉强照常施工到底；当鸵鸟，可以吗？？？
不行！安得卤设计的巴黎机场坍塌事件，以及在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中，涉嫌舞弊和行贿的丑闻。已经被法国和国际还有国内的媒体大量地报导了。使得国内外的广大群众已经很清楚地认为--安得卤使用了非法肮脏的手段得到这个工程项目。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显要篇幅报道了--这个已经形成了粗野巨大形象的建筑物。它已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圣地 — 天安广场的一个污点，这个建筑物即使勉强建成，这个阴影和安全问题也会永远成为隐患。必须要果断地彻底地处理。
★ “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彻底拆除！”；行吗？？？
有相当多的人民群众和专家学者主张彻底拆除。一般市民群众要拆除的理由没有那么复杂。他们就是“看了觉得太可怕了！天安门广场弄这么一个鬼东西？？！！看了生气！”但我们觉得这样把三个勉强可以用的剧院和音乐厅的骨架一起拆了，未免有点浪费。除非是建设部下令安全检查后，经修改设计后，仍然没有办法解决地下15米超过周围5万吨水向外疏散的问题。
★ 只将那个极为愚蠢又极为危险的圆顶拆除;
才是最合理和折中的办法: 贝聿铭先生曾指出这个剧院太大、脱离群众和太昂贵了，他说：“They should build not only one but two or three smaller theatr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ity to make them closer to ordinary people and lower the cost”(请见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0年4月7日《国家大剧院还是国家大笑话》的报导)。
要知道美国的林肯中心、肯尼迪中心或者百老汇剧院等中的歌剧院、音乐厅及剧场都是各自独立的建筑而且都直接从大街入出。这种设计的原则很简单; 就是一旦有灾难，观众就可以一开门就是大街或室外广场。同理，如果三个院、厅及场都有演出而只有一个有灾难时，另外两个剧场里近万人的观众也要一起逃生；人踩人踩死人! 同样道理，如果这三个剧院、音乐厅只有一个演出活动，那观众进入到像机场候机楼一样的大厅，是将所有的空调和灯光都打开？还是只开接近有活动的那一部分？如果全开太浪费，只开局部温度不适中，周围一片漆黑。
我个人分析，因为安得卤是学道路桥梁出身的工程师，半路出家想做建筑师后，从没有设计过歌剧院和音乐厅，他是个设计机场的工程师，就把这三个歌剧、音乐、戏剧和有关的建筑物,用一个像机场候机大楼和飞机维修库(Aviation Hanger)罩起来。是Very Stupid和Most Dangerous。
如果，可以拆除那个圆顶，还要在安全疏散的设计上进行深入的修改；主要是解决如何从地下7-10M，能穿过周围5万吨水而逃到地面上来。显然一定要加一些桥，使观众可以从水面上逃生出来。希望不要等到出了事故, 再进行修改或拆除。
★ 易经大师李燕的预警之言；都不幸言中！：
我校美院李燕教授（前中央工艺美院），是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易经学会会长。他是已故艺术大师李苦禅的儿子。他是一位不拘形式的佛学大师。他虽有特异能力但心存慈悲博爱；最出名的一件事是：在中央工艺美院要收编廊坊的一个专科技术学校时，他就很痛苦地预言：三年之后，因该技术学校将中央工艺美院的财源耗尽，而结果被另外一个更大的单位收编。但可惜当年没有人听得进去。后来，果然被清華并构。他对国家大剧院的观察是：此地是风水中的“爻卦”的位置，是是非之卦 (注1)。在此勉强建一大建筑物，将来必有不断的是是非非。而且他预言：安得卤设计的这个像一个坟冢的建筑物，一旦施工，就会有几个相关的人会莫名其妙地去世。当我告诉李燕有关魏大中去世的消息时，他很难受，半天没说出话来。他说：上天给了我一种预警的能力，但是我经常不希望我的不好的预言会真的发生。但是........唉！。
(注2：国家大剧院第一轮评选的时候，我是评委之一。魏大中的方案得了75％的评委不记名投票，获得第一名。他的方案非常好，和周围环境很协调，是天安门广场中的DNA相同的孙子辈的建筑；但她又很洋气，又很富丽堂皇，雍容華贵。而安得卤的方案“像从外太空掉下来的一个大杂种” 。魏大师六十多岁就去世，太令人挽惜了。我个人认为：他的一等奖被安得卤不明不白地抢走了；还要他为那个法国“桥梁道路工程师”配合施工图。他是郁闷而不幸去世。前年我问他为何不拒绝？魏大中只得一声叹息：“你是自由之身啊！我是共产党员, 要服从组织啊！”）
(注1：我在加拿大U. Waterloo 教建筑设计时，曾和学生们研讨过“建筑环境心理学”。我提出中国的勘舆学(地理风水)是世界最早的“建筑环境心理学”。国外现在很多大学都是有学分的课。)
后来我们都看到巴黎戴高乐机场坍塌的报道，两个中国人不幸遇难。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为什么偏偏让中国人赶上。又一次被李燕不幸言中。全世界的媒体都铺天盖地的报道。因此也把安得卤在中国大剧院的设计竞赛中涉嫌舞弊和通过中间人行贿的事。这可不是“是是非非，没完没了”了吗？
★ 下面我再说明一下安全隐患和一稿两投的问题。
1 安全隐患方面：
建筑设计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大型公共建筑的造型不能过于奇特、跨度也不宜太大。如果一定要用: 那么配套的结构形式应经过多次修改论证。再经过模型摸拟实验，再由小而大，有实验数据才能实际建造。国家大剧院的结构设计没有经过上述的程序和累积经验。就法国的设计法规要做结构模型模拟实验的程序都没有走过。观众厅在地下7-１0米，剧场周围被５万吨水压住，一旦有火灾、地震或其他的恐怖分子的攻击，观众逃生的安全出口太长(250米；请见刘小石文)，万一隧道有一点裂痕。水漏下来或再碰上电源将会不堪设想。何况剧院正在古代永定河的河道上，施工时大量的水喷出来（有人认为是惊动了土地爷，所以安得卤的机场才会坍塌，他的舞弊才会被揭发），后来强行封住，后患无穷又难料。
2．一稿两投的问题：
1993年, 安得卤在的日本大阪参加了水族馆的设计竞赛，他做了一个方案: 中间也是一个半圆玻璃球盖住三栋建筑，周围是一圈水（请见附图,注3）。他在国家大剧院的方案的构思，基本是这个方案的翻版。两个完全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建筑物，居然做成雷同形式的建筑物是绝对形式主义和愚弄中国的专家和人民。
总之，现在下决心拆掉它的绝对形式主义的圆顶，只牺牲大约两三亿元人民币的材料和施工费。再加上几亿元的为安全疏散而修改设计的费用，应当不会超过5亿人民币。 但得到的效益是：
(1) 反腐倡廉；(2) 依据法律按程序办事做工程项目，如有污点和不合法，就宁可玉碎不可瓦全。这种教育的和宣传的效益是无价的。今天新華社的《国际先驱导报》的头版大标题： “中国，将沦为外国建筑的殖民地？”如果现拆掉已建了1/3的国家大剧院的顶，就可以回答上这个标题了。
★ 方案是不是“前中央领导人定的”？？？不是！！！
2002年加拿大环球邮报称这个项目是一个“宠物项目”（PET PROJECT），我认为他们是被一些人过度地宣传“是中央领导人定的”来压人所误导。这些人对国外的媒体造成这样错误印象的影响，应当要负责任。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我可以用我家三代信佛的良心告诉大家：一位受人尊敬的、极少露面的中央高参/姓刘的重量级学者告诉我，他所了解到的是：“用安得卤的方案，绝不是中央领导人定的！”。所以，我认为是拿了安得卤的好处的人，一方面黑箱抄作，瞒上欺下、让生米煮成熟饭；另一方面到处散佈谣言，说是谁和谁指定的方案；使大家不敢多言。这种民族的败类应该枪毙100次！！！
中国有很多杰出的建筑设计师，体育建筑大师马国馨就是其中一位，只是中国人给自己的机会太少了。同时，中国人的心胸是豁达的，眼光是锐利的，只要是新的、但是一定要真正是好的建筑，都会受到赞扬。金茂大厦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美国SOM事务所Adrian SMITH设计的，它完美地结合了中国的塔和竹节美的神韵和现代高科技。为21世纪贡献了中西文化结合的新生文化。金茂大厦获得建国五十周年、上海十大优秀建筑的第一名（21名评委中有17位是中国人，它获得不记名的21张全票）。我们反对安得卤的设计，不是因为他是法国人；是因为他的设计太烂！太危险！太浪费！他又侮辱了中国文化和人民，我们就算到棺材里，还要和他斗争到底！！！
韩国人从1988年奥运会起，就把该届奥运会的总建筑师柳春秀等建筑师，逐步地栽培推崇出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大师。他是韩国人唯一获得剑桥大学院士头衔的人。2002年世足杯会场国际设计竞赛，他又夺魁。韩国人像培养他们自己的大宇、现代汽车、LG、三星电子产品等知名品牌一样，培养和保护他们自己的建筑师。我们中国除了贝聿铭前辈以外，真的没有能和国际大师们平起平坐的建筑师吗？我们不是要再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而是要在建筑市场对国际开放的同时，我们要向掌握着工程项目的政府官员或业主呼吁，请不要把外国月亮的风刮得太过头了。应当地为“三个代表”栽培自己的民族建筑师做点贡献。否则，要到何年嘛月才能有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设计能力）的中国品牌的建筑大师？同时，国内建筑师引进发达国家的设计思想和方法时，要将传统文化赋予他一个再生的生命，融合到现代科技中来，这样才能有原创性（Originality）的建筑设计。
最后说明一下：为什么要用安“得卤”而不用很多人都用的“安德鲁”？--此人不配用中国的“德”字，用“鲁”？对不起山东人。
清華大学教授 优秀外国专家(获奖人)
彭培根 2004年
（彭培根教授工作室：Tel: 6277-0305；6279-4631(秘书)；138012.51448;Email: pkapeng@tsinghua.edu.cn; alfredp@santriumph.com; ）
其它附件素材
王大闳大师，今年８7岁，是９９年代表台湾来京参加UIA（世建协）大会的唯一官方VIP，他是贝聿铭的同班同学。王先生是我的师傅；王大闳先生说：“北京人可能会欣赏一些新颖的、但一定是要好的建筑设计，他们绝不会接受一个粗野和拙劣的作品！”
香港的潘祖尧建筑大师，他是大剧院的、香港的唯一评委；亚洲建协和香港建筑师公会的前会长和全国政协委员。他在上书中央的信中说：“如果这个建筑不幸被建成，那将是国家的悲剧和全世界的笑柄”。
加拿大第一大师Arthur Erickson，今年７５岁，他是三位外籍评委中最资深的。他在他的反对信中将安得鲁的设计形容成“外表像飞碟似的尸衣”（我估计他是想说：它像一个“外星来的新型材料的大坟墓”）。
安得鲁在回答多次记者的采访中都说到：“我的个性不允许我的设计被人修改”，我们就要乖乖地听他摆布吗？这是中国纳税人的钱，大剧院有不是他家的后院，中国人民和专家要你改，你就得改！！炒你鱿鱼，你就得走人！
大剧院的评委会的主任吴良镛教授在２００２年提议将这块12万平方米的基地做成一个文化广场，四个剧院各自独立出入。这和贝聿铭先生的想法异曲同工的。既然文化部在他们部大楼北侧已经在建一个文化部自己的歌剧院，所以在国家大剧院内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做一个500人座位的实验剧场。大家都知道，这个剧场是为了文化部领导预审节目用的。在哪里不好审啊！非要在一起凑热闹？花这么多钱、打肿打烂脸来冲胖子，就算世界第一（林肯中心的4倍造价）。和国力不相称（国民总产值只有美国的1/8）；老百姓不支持，建了也不得民心？
“无法无天”（OUTRAGE）
国际权威性建筑专业杂志英国《ARCHITECTURE REVIEW》文章
清華大学教授 彭培根 自原文摘译
（译者按：1999年1月号的社论“无法无天”（OUTRAGE） 是批评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文章.文章中用字的尖锐性是同类的文章中极少见的。）
保罗·安得卤因为设计了很多巨型纪念性的机场建筑。所以使他能在一个爆炸性（新闻）的北京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中，增强了他拿任务的本钱，但是他设计的戴高乐机场可能是世界上最令人混乱的候机楼。
……这个形式与北京城中心和其他任何现有建筑完全不协调的新纹理(new texture)他将他的奇才用来创造了一条随意和透明的通道。安得卤安排了从水底下走入大剧院的通道（１００米），所以你得先钻下去走过一个水下隧道，再走上去。虽然一个桥会更直接和更舒适，但是被他否定了，估计是因为那样会使它捅破了他的那个完美的粪团（BLOB，注：美俚语，我本来不知确切的译意，后来请教了美国華盛顿邮报驻京记者John Pomfret, 他说就是“粪团”并且大笑）的完整性。
当你进入这个建筑物后，你会觉得你是在一种很熟悉的建筑形式空间里，那就是机场候机大厅，巨大的歌剧院、音乐厅、京剧院的外形都是这种被一候机大厅式的空间包围着，没有方向感，也不知身在何处，更不用说各个剧院的自我特色或个性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毕竟这是中国嘛。也许安得卤已经找到了他的完美的业主。（注：此处是切题结语，意指在中国的外来洋和尚就可以“无法无天”地为所欲为）。
彭培根先生致五合公司刘力总建筑师的信
刘力先生：(非北京设计院的刘力)
对于您今天在凤凰卫视的发言，我觉得很失望。我不知道您这位在红旗下长大的人，出国次数很多的人，为什么却对国际上的政治环境——我国面临的新帝国霸权的艰难处境没有什么感觉，对国际建筑哲学理念和实践也没有明智的洞察。您的那些话不像是一位建筑师说的，而是那些赶时髦的喜欢视觉刺激的大街上市民们的话。我们国家的GDP只有美国的1/8而人口却是他们的4.52倍。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均国力只有他们的1/36，凭什么我们要建一个按每个座位平均造价比美国林肯中心要贵4倍的“城市的名片”。这样，我们每位国民就要负担比美国人高出144倍的大剧院财务负担。
而同时，我们的大西北还有人没有饭吃。另外，全球的国内外炎黄子孙还在捐赠“希望小学”，还有比这个逻辑更荒谬的事吗？谁承认这些妖魔古怪的建筑是“北京的名片”了？您不妨花一天时间，亲自征询一下1000位经过大剧院的公众的意见，您就知道您说的这些是多么荒唐了。要有一点白居易的群众精神啊！市民们会告诉您：“咱们市民的水电都贵了好多了，在缺水缺电的北京，弄这么一个浪费能源的鬼玩意，不是名目张胆地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电灯吗？”
我们的国家处于一种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尊严，很大的可能一触即发的生死存亡关头，您却居然能说出那种风花雪月的，毫不负责的，毫无常识的话来。您这是为当今的社会歪风助纣为虐啊！我希望您的学术发言应该特别“三思而言”，要对国际国内的思潮和形式背景有充分的掌握，做理性的发言。澳大利亚建筑大师 Philip Cox (2001年奥林匹克总建筑师) 2002年在他们的国会听证会上，曾宣誓发言说：尽管悉尼歌剧院的艺术创作和给国家带来了Land Mark 和旅游利益，但毕竟不是一个功能合格的歌剧院。北京话叫：“中看不中用”。所以，他支持澳大利亚文化部重新再建一座歌剧院。
下面是我在上周香港《亚洲周刊》发表的文章的一段：
“自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权被安得卤不明不白地“拿走”之后，中国建筑市场刮起了一阵狂风，大家一窝蜂地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视觉刺激”，以为“另类”、新颖就是美了。周总理不愧为一位大政治家，他曾说中国的建筑要:“经济、实用，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补充：即使中国比以前有钱多了，到现在，尽管可以将“在可能条件下注意”几个字去掉，但也仍然是：“经济、实用，美观”）大家要知道：20多年来，西方国家的建筑已经转为崇尚朴实大方、亲切和 “Back to Basic”（即回到重视基本功能）的方向，其实这就很符合中国艺术哲学的“大言稀声”、“大美无形”的理念”。
请大家不要忘记——现代建筑（包括后现代）的金科玉律是：“Form Follows Function”（型随功能而生”）。时装表演的服装毕竟不能穿来上班啊！”
该文章附在电子邮件中，也一并给您发来。我是彭大将军那个地方的人（但不是亲戚），吃辣椒长大的。请恕我的坦率直言。
Best Regards!
Prof. Alfred Peng (Pei-Gen)
2004年6月20日
国家大剧院贿赂疑云
早报驻京记者 路北
戴高乐机场出人意料地塌了。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这一事件激起的尘土在北京上空积聚成了国家大剧院的贿赂疑云。
行贿风波
5月29日的法国各大报纸都同时刊登了一位巴黎机场内部工作人员发来的匿名信，信中指称为了拿到中国国家大剧院的项目，设计师安德鲁所在的巴黎机场公司于 1998年4月同一家叫Sodefinance的英国公司签了一份合作协议，由这家公司出面斡旋，帮助巴黎机场公司中标，同时负责从签约到建筑计划实施的一揽子业务。据披露，Sodefinance请了一个中国女商人居间活动，做中国方面的工作，为双方牵线搭桥。而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女性，圈内人并不直呼姓名，而是以代号“RZB”称之。
这位被称为“RZB”的女人在国内的建筑学圈内小有名气，她的真实名字是张茹凌。在国家大剧院项目方案确定阶段，她经常出现于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规划设计院等地，建筑学圈内的许多行家都认识她。
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党委书记王争鸣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认识张茹凌，但他否认张曾经对业主委员会进行过公关工作。
根据他的说法，张茹凌是英国Sodefinance公司的代表，由于这家公司和巴黎机场设计公司（以下简称ADP）是长期伙伴关系，所以业主委员会一直将张作为安德鲁身边的工作人员。他同时还说，在这样一个国际竞赛中，公关是不允许出现的。
在这封匿名信中，举报人称，作为回报，Sodefinance本该获得项目所得的8%。但1999年6月，双方修改了协议，将比例增加到11%，后来又再次水涨船高。据安德鲁的一位助手证实，至是年11月，这一比例已提升至15.44%。一个月后，经巴黎机场总裁批准，Sodfinance和“RZB”拿到手的好处费总共为910万法郎(合计现在的139万欧元)。对此，王争鸣认为这是法国公司内部的矛盾，与中方无关。
据记者查到的Sodfinance公司的资料显示，该公司在巴黎的联络人正是王茹凌。
评委的选举标准是什么？
尽管业主委员会完全否认了国家大剧院施工方案竞赛中存在贿赂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工程从始至终存在的几个疑点却至今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些疑点在沉寂四年后重又浮出水面。
2000年6月10日，在国家大剧院方案通过将近一年以后，49位两院院士上书党中央，要求重新审议国家大剧院的建设问题。这些院士在信中说道：“我们知道法国方案已为中常委通过，但那是在操办人（指业主委员会）片面地注重外型，用空洞、浮夸的辞藻代替科学的分析、必不可少的经济估算，假借“大多数人赞赏 “的名义，误导中常委的结果。”这其中包括了自始至终参与评审的主任评委吴良镛院士。
根据业主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国际竞赛方案集》（以下简称方案集）一书的内容，国家大剧院共经过了两轮竞赛和第二轮后的三次修改最后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轮竞赛的评委各不相同。在前两轮竞赛结束后，业主委员会又组织了三次修改，这一次的专家组中，反对安德鲁方案的四名院士，除吴良镛作为我国建筑学界的泰斗，仍然担任专家一组的组长外，张锦秋、周干峙和傅熹年均榜上无名。而另一名两院院士，东南大学的齐康教授仍然留在专家组之中，齐 1997年（？）刚被评为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一直对安德鲁的方案持支持态度。清华大学彭培根教授对《东方早报》指出，齐康还在评选期间，带着一群研究生赴法国，帮助安德鲁完善图纸（“优化设计”）。“这显然存在着利益冲突”违反职业。
竞赛方案一直在变
据《建筑意》杂志主编萧默介绍，从西方19世纪中叶开始，逐渐普及于世界，重要的建筑方案的产生越来越经常采取设计竞标方式，已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前后一贯的不容许例外的竞赛规则。
但是，国家大剧院的竞赛规则却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文件附件中》，竞赛主办方对剧院的城市设计要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1、应在建筑的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及东侧的人民大会堂相协调。2、在建筑处理方面需突出自身的特色和文化氛围，使其成为首都北京跨世纪的标志建筑。3、建筑风格应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
据萧默介绍，主办方另有一个关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要求，这一点，安德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了：“我也曾按照业主委员会当初对设计方案的要求：‘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个中国的剧院；一看就是天安门旁边的剧院’来做我的设计，但是苦苦地被禁锢住了，设计出来的东西很不满意。后来我明白了，思路要打开，不能受字面的限制。”
令人不解的是，主办方的规则之后又发生了变化，萧默说：“到了修改阶段，业主委员会的规定变成了首先要现代化，其次是中国人民喜爱，最后是与天安门广场协调的‘新三条’（是什么？）。”
“巨蛋”方案诞生后，包括竞赛第一轮评委吴良镛和加拿大建筑大师埃里克森都对这一方案的协调性提出质疑。埃里克森更是以“尸衣”来形容这一建筑，此后，“坟堆”等称号陆续出现。
但是，安德鲁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从建筑学意义上讲，我觉得大剧院将和人民大会堂形成一种古典的抒情性的对应结构，即反向的冲突。”而业主委员会的官员也认为这是与周围建筑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和谐”。
到底民主了吗？
审美观因人而异，本也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在于，这么重要的项目是不是在一个充分民主的过程中选出他的中标方案？
王争鸣对于国家大剧院的民主招标颇有信心。他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建筑设计国际招标，在国内是第一次。在方案评审中，我们真正发扬了民主，不但公开展出了第一轮设计方案，还先�
打印版 【 阿波罗新闻网2007-05-28讯】
内容摘要 阿波罗网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的第三篇包括：很可惜没被采纳的几个设计方案（图片）；法国安氏大剧院入侵故宫的屋顶！（图片）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一组批评崇洋媚外和丑陋洋建筑的文章。一个国家大歌剧院，亿万人为之痛心疾首，这么一个丑陋方案居然被选中，说明选择者的审美水平和文化素质低陋到何等程度！并且，如此丑陋的建筑能在这么多人的反对和抗议下竣工，也说明了我们国家的民主程度。目前，已经有建筑师提出“擦屁股”的建议：去掉坟包形的顶子，但仅去掉顶子仍然难逃水患的危险（具体内容请看文章）。按理说真该炸掉，但如果炸掉的话又是一笔巨大的浪费：一个比美国林肯艺术中心造价贵4倍的大歌剧院，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穷国来说那是多大的浪费与犯罪啊！难道让这一丑陋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永远延续下去吗？让人们的愤懑和漫骂永远不绝于耳吗？那就看新一届领导人如何决定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可算称得上中国够愚蠢的时期了，看看中央电视台新大楼那幅歪斜样（见文中照片），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心灵和意识已经出现了什么样的歪斜。这种迹象提醒人们必须警惕了。]
是否要拆（炸）掉国家大歌剧院？
----批评文章汇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4月8日
《140名院士上书反大剧院》
建议中常委重新审议国家大剧院建设问题
2000年6月10日
江总书记并中常委：
我们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听完了江主席在两院院士会上内容深刻、意义深远的讲话，特别是讲到“在处理一些涉及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重大问题时，要听取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决策的依据和参考”，我们深感责任重大，联系到当前国家大剧院建设，的确存在着许多严重的不科学、不合理的设计（参见附件一，附件二），本着坚持事实求是的科学精神，敬向领导献议。
一、 法国方案初步设计中面积与造价严重超标
面积比原计划超出一倍多（1999年法国方案自报11.7多万平方米，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核算将接近２６万平方米），造价估计超出一倍半以上（原方案提出造价１５亿人民币，有单位预计将大５０亿）。座位反而减少300座（原定歌剧院2500座，现仅能容2300座；原定话剧院1200座，现仅能容 1100座），许多基本的功能还得不到应有的满足。目前尚难预计将来的运营费用，根据上海大剧院的运营经验，国家大剧院仅电费每月将达400万元。
二、 造价高昂源于原设计的不合理
法国方案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壳，大壳要用钛合金，估计造价3-4亿元，由于他们对中国抗震不熟悉，且需要花太多的钱作试验，因此准备把此结构交给中国专家去做；二是水池，人从水底钻进去，耗资巨大，但由于必须的结构处理，将来建成后，至多是一项钢架亮天棚，根本达不到“水底世界”的幻境，原方案的南入口的表现图只是靠技法取得的，实际上难以达到。尤其是，北京是沙尘暴多发地区，这一大壳必然有大量灰沙布满壳上，再经雨水一冲刷，必将造成极其难看的画面，至今也找不出清刷这一天顶的办法。
三、 无法修修补补
在领导下达控制造价２６亿之后，操办者正在积极组织有关方面进行调整，如划出一部分造价由地方负担（但仍然是国家支出）、地下减少一层、将小剧院 挪至剧院顶层，等等，但是这样作为能解决基本矛盾，造价、功能、艺术等问题均难以保证。据舞台技术专家组组长李畅教授反映，即使作些调整，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功能上仍然是二、三流剧院，尚不如上海大剧院好用，在造价却是超一流（附件一）。花费巨资建造大壳，“作茧自缚”，“螺丝壳里做道场”；现在只好“削足适履”，“矛盾百出”。识者认为，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即只管外形，不管功能和经济）的“杰作”。
四、 国内外反映强烈
自宣布中共政府选定了法国方案后，国内外反映强烈。国内私下议论纷纷，我国建筑学家吴良镛、周干峙曾向朱总理呈报国家大剧院建设的批评性意见（附件二）；国外报纸、专业杂志评论哗然，提出许多尖锐批评，包括中国工程院名誉院士、国际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等人的批评（详见附件三）。这里只选择一位旅居国外的建筑声学专家的来函：“这个设计把学校里建筑学生最反对的形式主义、忽视功能等最坏的地方全部反映在这个造价奇高的中国大剧院，这建筑是全世界建筑教育的最佳反面教材，他们（也是法国人）不懂中共政府怎么会这样的糊涂和无知。”（巴黎Marne-la-valles建筑学院院长谈）“当有人反对安德鲁设计的大坟堆的剧院，违反中国人的神圣民族情感时，法国建筑师却说‘这是你们中国最高领导选择的，好不好是你们中国方面要的’。”（原信件全文见附件四）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为法国方案的实现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更无必要付出昂贵的政治代价。
五、 不是学派之争
有传媒宣传，这是“把法国的浪漫带到天安门”，舍“传统”而取“现代之争；是科学的设计和不科学的设计之争；是建筑需要讲求功能合理、经济节约（已非一般意义的节约）还是脱离中国实际、无视中国传统文化之争。其中有许多设计使用上的不合理，违背建筑的基本规律，甚至有悖于基本的科学常识。某些国外舆论称，这是建筑学上最佳的反面教材！（见附件四）
我们知道法国方案已为中常委通过，但那是在操办人片面地注重外型，用空洞、浮夸的辞藻代替科学的分析、必不可少的经济估算，假借“大多数人赞赏“的名义，误导中常委的结果。现在由于设计上出现了严重的不合理、不科学的状况，为应付来自建筑界的公正批评，便处处以这是中央决议作为挡箭牌。鉴于今天对设计的了解更为深入，我们深知方案难以改好，如勉强建成，多方面的损失将更大，也有损我国政府和领导的政治形象。思之再三，出于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我们恳请中央能重新审议，从长计议，容许建筑界展开讨论。
2000.6.10
院士签名：
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
吴良镛 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周干峙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难先 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委员
周镜 国务院参事、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锦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建筑设计大师
关肇邺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傅熹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
李道增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 ？ 总参科技委常委
葛修润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厚群 中国工程院院士
江欢成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高级工程师、
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 元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中如 中国工程院院士
容柏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梁应展 交通部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秀敏 总参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院、中国工程院士
（等４９名，以下从略）
（在这个名单之后，又有更多的院士签名；但我没有那份新名单；有位两院院士告诉我，最后的总数至少有140人）。
《114名建筑大师、著名的及青年建筑师的上书》
2000年6月10日
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
我们是从事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及教学工作的建筑工作者，对于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方案的采用及其实施感到十分忧虑，现特陈述我们的意见，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
一． 德鲁的设计严重不合理
这个设计方案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随着设计的进展，存在的种种问题日益暴露，安德鲁初步设计的建筑面积已从设计任务书规定的１２万平方米膨胀到25.9平方米，土建造价估算已达３８亿，如加上舞台设计等，费用将达４５亿以上，这是严重的超面积，超预算。这个方案对剧场功能使用也带来损害。巨型壳体的顶端已高达４５米，仍然不能满足舞台上部高度的需要，设计者就把舞台和观众厅往地下压，造成舞台台面的高度为地下－７米，基础的深度达24.5米。这样就必须挖一个很深的大坑；由于没有余地可以放坡，必须构筑厚度为1.5米，深达-40米的钢筋混凝土连续墙，这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耗费。不仅如此，功能上也造成种种困难。例如，按现在出入通道的布置，观众需先往地下走，再往上走，再往下走，才能进入剧场。又如装布景的卡车，不能直接运到舞台边装卸，需要专修一条到地下舞台运送布景的通道。又如从火灾消防角度看，易燃物众多的舞台和人流都集中在地下，不易疏散，也是隐患极大。
二． 圆壳的危害
这个方案的突出特点是一个巨型壳体覆盖着四座剧场，该壳体长218米，宽146米，高46米，厚３米，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十分的昂贵，但从演出功能看毫无必要，这是很大的浪费。它还使大厅，门厅等辅助空间的高度都增加到３０米上下，使用空调的体积大大增加，据估计每天空调需要的电费达十万元，对今后的运行管理都将是很大的负担。这样高大的屋顶，天长日久，如果发生损坏、裂缝，修理和维护也是很大的困难。
这个巨型壳体是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稀有金属材料设计建造的，这就赋与它一个类似迷人的“现代化”和“高科技”的外衣。其实，这种造型并不新奇，西方国家早就有了。这种设计的观念正是工业革命以来的“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无节制的消费资源的传统发展模式的产物。这与社会发展要从“资源消耗型”转变为资源节约型，以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战略道路背道而驰。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为国际社会所认识和摒弃，这是不符合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要求的，我们不应予以采用。
三．大圆壳的外形不可能美观
这个建筑设计的艺术形式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如果我们只看他们制作的精致漂亮的模型，是可能像法国刊物说的“这个像一个蛋壳，用金属钛制作”的大圆顶是 “一座晶莹剔透的建筑物”那样给人“迷人”的印象。但是，北京风沙尘土大，按这个设计建成的大圆弧建筑又难于清扫，势必刮风则尘土覆盖，下雨下雪水渍泥痕满身，冬天结冰，为防止结冻，池水要放掉，剧场四周的湖面将成无水的水池。这样，这个大圆壳建筑将成为一个大土蛋，成不了法国报刊所赞扬的湖中心的“晶莹剔透的建筑物”。
四、 建议
如果按这个方案建造起来，必将引起国人长期的非议，势必成为国际舆论笑柄，有损于我国政府的声誉。由于这不是局部的技术性问题，而是设计方案本身不合理，修修补补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建议撤消这个不合格的设计方案，现在撤消是损失最小的，实践说明，在开展建筑方案设计以前，拟定“任务书”是关键性的环节，任务书实际上也是一种“规划设计”，“一种决策”，现在叫策划。如果题目出坏了，文章也难写了。这次要建四个剧场，还要这样多的建筑面积，不知有何科学依据，是否经过认真的论证，都盼望加以总结。
为此，我们建议对设计任务书要从新予以政论研究和审定。
此致
敬礼
2000年6月10日，
签名名单（114名知名建筑师工程师在两天之内的签名）：
姓 名 简介（单位、职务或专业资质）
沈 勃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前院长
郑孝燮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 副主任
张开济 北京建筑设计院 顾问总建筑师
侯仁之 北大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宣祥鎏 首都规划委员会 副主任兼秘书长
刘小石 北京市规划局前总建筑师
朱自煊 清华大学教授 北京市顾问
汪国瑜 清华大学教授
赵炳时 清华大学教授 建筑学院前院长
熊 明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前院长 总建筑师
彭培根 清华大学教授 优秀外国专家
沈三陵 清华大学教授
李 采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高级建筑师
孙凤歧 清华大学教授 建筑学院前副院长
吴观张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前院长 副总建筑师
郑光中 清华大学教授 北京市顾问
张德沛 北京市建筑学院副总建筑师
袁 镔 清华大学教授
佟景均 北京市规划局前副总建筑师
冯钟平 清华大学教授 建筑学院前副院长
李 准 北京市规划局前副局长 总建筑师
王 毅 清华大学88年毕业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刘询蕃 建筑部建筑设计院前院长
邹德慈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夏宗杆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秘书长
石 楠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办公室主任
汤纪敏 清华大学建筑系52年毕业 高级建筑师
夏泊渊 民航总局前基建司司长
茹兢华 故宫博物院工程师 紫禁城学会副会长
何广乾 建设部科技委顾问 中国工程设计大师
张钦楠 中国建筑学会前秘书长
钟 炯 北京市建筑工程总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钮薇娜 中国建筑技术学院高级建筑师
刘常青 清华90届毕业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张 兵 天津大学91届毕业 清华硕士
陶宗震 建设部专家组专家
汤 沛 清华86年毕业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张念越 清华91年硕士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阎 岩 重建工86年毕业 日本留学高级建筑师
邸惠泉 河北建工88年毕业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茹 森 清华68年毕业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郭 功 天津大学96年硕士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董方元 天津大学建筑系63年毕业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顾伯岳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张 彪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陈 聪 东南大学83届毕业 有色院高级建筑师
尹 桔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83届毕业 国家一级注册建师
尹震华 北京有色设计院原主任建筑师 国家一级注册建师
孙家骥 新材料设计院总工 国家一级注册建师
田学哲 清华大学教授
高冀生 清华大学教授
单德启 清华大学教授
郭 逊 清华大学教授副教授
应锦薇 清华大学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刘玉龙 同 上 张 红 同 上
贺卫平 同 上 曹涵幕 同 上
戴 竞 交通部规划设计院前副院长 总工程师
廖 扬 北京纽曼蒂莱蒙·膜建筑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建筑师
胡允文 交通部设计院前副院长 现顾问
陆强 四川省建委原副主任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罗 刚 1989年苏州成建学院毕业
华宁建筑设计事务所副所长
何小军 1998年清华大学硕士
王 玫 1983年重庆建工学院 省院一室副主任
李 强 1981年华南工学院毕业 四川省院副总建筑师
程毅强 四川省设计院副总建筑师
刘启芝 四川省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
储兆佛 四川省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
陈 强 1992年苏州城建学院毕业 成都市设计院主任建筑师
曾红兵 1993年苏州城建学院毕业
钱 方 1983年南京工学院毕业 西南设计院副总建筑师
茅 锋 1993年南京工学院毕业
余 明 1985年重庆建工学院毕业
徐尚志 设计大师
周方中 设计大师
吴德富 原西南设计院总建筑师
赵 夏 原西南设计院副总建筑师
成 城 国家剧场设计规范编制组成员
扬士富 西南设计院情报室主任建筑师
杜全壁 西南设计院一室原主任
张祝建 西南设计院三室主任建筑师
张 常 国家电影院规范编制组成员
肖 林 原西南设计院院长
万福春 华宇建筑设计事务所总建筑师
杨 海 华宇建筑设计事务所副总
王玉齐 南京市民建筑设计研究院 文化工程建筑师
王 晨 同上 同上
董文俊 同上 同上
张耀华 同上 同上
刘 耘 同上 同上
方 明 同上 同上
顾 锷 同上 同上
顾 燕 同上 同上
李 勇 同上 同上
苏利民 南京室规划委员会 副主任 高级工程师
李高岚 南京江苏省建筑设计院 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
曹蔼秋 南京江苏省建筑设计院 总工程师 一级注册建筑师
周 岚 南京市规划局 副局长 高级规划师
刘正平 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于立凡 同上 副室主任 高级建筑师
童本勤 同上 室主任 高级建筑师
刘 军 同上 规划师
高海波 同上 规划师 研究生
蒋 玲 副总工程师 高级规划师
魏 力 同上 建筑师
程大林 同上 室主任 高级规划师
何 流 同上 规划师 研究生
刘晶晶 助理规划师。
很可惜没被采纳的几个设计方案（图片）
第一轮国内设计竞赛第一名魏大中先生的方案
最后决赛入围方案之一
最后决赛方案的三位之一
被选中的法国设计师安得卤的方案
从中南海院里看国家大歌剧院
贝大师最担心的终于发生了：法国安氏大剧院入侵故宫的屋顶！
中央电视台歪斜的新大楼
从另一角度看中央电视台的新大楼
北京奥运会耗钢4万吨的鸟巢体育馆
应该枪毙得梅隆和赫佐克两个该死的白痴！
----给王歧山市长的一封信
清华大学教授 彭培根
2006年7月1日
尊敬的岐山市长吾兄赐鉴:
一周以前，为了您能尽早见到我呈给温家宝总理的《综合整治房地产市场系统工程的办法》的报告的副本，我匆忙地用传真送到您的办公室。但是，那并不是我的报告的全部内容；现在我再将全部原报告的副本一式三小册合并为两册，正式地再呈送给您。请给予审阅和指教！在我的原报告中提到的，两栋违反世界任何国家建筑安全法规的“极为危险”的“违章建筑”――国家大悲剧院和“鸟巢体育场”，我想再简单地讲一点建筑概念：建筑结构设计的基本原理是尽量用“拉力” （Tension）但是这个瑞士白痴“建筑大师”得梅隆，为了形式主义，居然９０％以上全用“张力”（Compression）！举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出门是将皮箱拎着走，没有人将箱子举在头上走，对吧！
得梅隆设计的正在进行世足杯的慕尼黑体育场，他就不敢用“鸟巢”的这种支支喳喳的结构，他老老实实用的正规的横平竖直的钢骨框架结构；否则理性的日尔曼民族的人民就会揍他。结果他只用了２万吨的钢材；如果用比例来算，6.6万人的体育场用了２万吨的钢材，那９万人的北京Olympic体育场就应该是 2.71万吨钢材才对。结果为了将中国拿来做新武器实验场，这个愚蠢的“天才创作”，将用来做骨架的钢骨大量地浪费在建筑的皮肉上。结果他用在此体育场的钢材的重量最早的是13.6万吨。后来一直在减轻重量，砍到8万吨；再经周干峙两院院士等专家向温总理上书，将最愚蠢和多余的“可开合的屋顶” (Retractable Roof)砍掉，为国家节省了 4万吨的钢材。（Olympic Game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可开合的屋顶的体育场内举办过。万一合上了打不开，Olympic 不承认那是室外运动的记录）。现在的用钢量是４万吨；比2.71万吨多了1.29万吨钢，更增加了完全不符合安全法规的危险性。
它现在的外观好像是八级地震后，七倒八歪的一大堆的钢骨桥梁和钢架。等于将一个“鸟巢”放大了几万倍，完全没有“鸟巢”的感觉；同时产生了老大粗黑的不 “以人为本”的恐怖效果。原来在看台下可以利用的建筑空间，也因为这些支支喳喳的七倒八歪的，好像是钢骨钢架建材废品堆积场的结构，几乎没有可以使用的空间。应该枪毙得梅隆和赫佐克两个该死的白痴！
我有可靠的信息，几年前您对这两个开洋荤的建筑都是强烈反对的；但有更大的官来关说，才被霸王硬上弓。我拥护您！至于“国家大悲剧院”，我的报告中已有论述，在此就不重复了。但愿不要被我不幸言中，出一点安全事故，那比到一百个煤矿还要吸引全球的媒体的报导。
谨此报告
学弟
彭培根 敬上
2006年7月1日(加拿大国庆日／中共党庆)
注：本报告的全部《副本》－两小册子及有关附件，已抄送给主管基建的吉林副市长；所以请您不必将材料转给他。只需写个批示就行。谢谢！
彭培根教授工作室 Tel: 6277-0305； 6279-4631(秘书); 138012.51448(C);8844-8439(大地建筑事务所); Fax:6277-0132;Email:pkapeng@tsinghua.edu.cn;
后殖民主义与粪蛋形国家大剧院
北京大学 教授 辜正坤
2000年8月17日 于北京大学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文学与翻译研究学会会长，法中文化艺术协会理事，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学术方向：中西文化比较、莎士比亚、诗歌鉴赏与翻译；电话：86-10-62753361。）
在当代西方学术界风行一时的后殖民主义理论（Postcolonialism）可以说是揭露批判安德鲁所设计的粪蛋形国家大剧院模型的有力武器。什么叫作后殖民主义呢？我们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明它的大意。要明白后殖民主义，先要回顾一下什么叫作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时期中，对不发达国家或弱小国家进行各种形式的领土扩张，海外殖民，或进行奴隶买卖，掠夺殖民地的原料，向殖民地倾销商品，控制或篡夺殖民地国家的政治以及经济命脉等等。这是一般人了解的常识。而后殖民主义指的则是当今国际上的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即帝国主义凭借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向当今不发达国家实行经济上的资本垄断，文化上的渗透，通过各种途径将西方的生活模式、文化风俗、艺术形式、及种种价值观推广、移植到不发达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去，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知不觉地接受它们，从而逐步削弱以致最终泯灭非西方民族的民族意识，最后被西方文化完全同化。这就是后殖民主义的基本轮廓。其实更准确更容易理解的翻译应该是“新殖民主义”，以区别传统的殖民主义。
安德鲁的粪蛋形国家大剧院模型（粪蛋，英文blob,是国际上权威的建筑专业杂志《建筑学评论》形容安德鲁的模型设计的用语）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少数西方人执拗地将某种西方人拥有的审美观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后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意识。当然，安德鲁本人未必是故意要和中国人捣乱，但是他难以超越他所处的民族偏见多年来熏陶给他的大脑的种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殖民意识。在某些建筑技术方面，他可能是个优秀的专家，但在更为深广、更为重要的综合性文化审美层次上，他是相当无知或者说相当肤浅的。他不知不觉地充当了新殖民主义在建筑学方面强力推行西方价值观的典型代表。当他公然宣称要以他这种“粪蛋”形设计把中国文化逼到危机的边缘时，他显得未免有些可笑，同时也表明他那种新殖民主义的情结已经是病入膏肓。他忘记了在16世纪之前，西方人是如何诚惶诚恐地到中国来偷取种种艺术和技术，他忘了西方人如何荒唐地认定妙不可言的丝绸原来是“从树上长出来的”。但是中国人从来没有打算要把当时落后的西方文化“逼到危机的边缘”，也从来没有打算要西方人都信奉儒家的、道家的或佛家的教义。（按：一个外国搞修建的人居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踞傲地说出这样的话，而这样的话居然可以登在报纸上却未受到应有的反击，中国人，莫非你已经真正地失掉自我了么？）
建筑的外形具有强烈的审美符号特征，它往往是民族总体审美心理的寄托与映射。它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大众的关照领域；恰如建筑的内部技术处理往往是建筑专家的领域，大众乐于把这个领域留给专家们去各显神通。但是，当前关于国家大剧院的讨论，其实针对的问题关键在于其外形，这样的问题恰好是人民最关心的、尤其是文化艺术领域人士最关心的，而他们却几乎被屏蔽在讨论的圈子之外，这不是十分奇怪吗？一位非建筑领域的学者对某建筑的审美特征发表看法时，难免不会受到某些读者的之一质疑：你是建筑家吗？但这种问题有点像当你对某位厨师做的菜肴发表评论时，他劈口问你：你是厨师吗？人们不要忘记一个简单的道理：在艺术审美领域，正如饭馆里的菜肴的滋味是否优美要由人民大众来品味一 样，建筑外形的美好与否也主要取决于人民大众。楼房不是只为几个建筑师造的，而是为大众造的。如果本末倒置，这样的建筑归根到底是要受到大多数人诅咒的。
新殖民主义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艺术审美这个领域，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传统。如果我或者说我们喜欢吃青椒肉丝，这是我们许多年来的味觉审美熏陶结果，对我们来说，它就是美好的，如果你硬要把麦当那塞给我以之取代青椒肉丝，并且写一万卷书加以科学证明，说卖当那就是要比青椒肉丝好吃，我们是无论如何不买帐的，因为我们与其相信你的论文，不如相信自己的舌头。你可以吃你觉得好吃的，我也可以吃我觉得好吃的 —— 这就是最起码的人权之一。你为什么要逼我到“危机的边缘呢”？这些话是如此简单的真理，但是，对于一个新殖民主义者来说，也许需要一生的时间来领悟，因为没有受过殖民化压迫的人绝不会体会到文化自主性或曰民族自主性对一个受过殖民压迫的有着强烈的民族屈辱感的群体是多么宝贵！
今天（8月17日）又读到《南方周末》上刊登的安德鲁的辩护辞。我认为安德鲁的答辩根本就算不上答辩，因为没有任何逻辑论证。例如对于人们指出他的设计方案构成了对中国建筑艺术的侮辱这一点，他的答辩是：人们的攻击是出于一种对任何新的重要建筑的必然有的猛烈攻击习惯，并且举出悉尼歌剧院、蓬皮杜文化中心、卢浮宫的金字塔型入口，等等也曾受到激烈攻击为理由。同时强调创新就要打破传统秩序。他的每一个论点都是需要论证的。例如：有什么根据证明“任何一座新的重要建筑”“都”受到了“猛烈攻击”？悉尼歌剧 院、蓬皮杜文化中心、卢浮宫的金字塔型入口就是已经有定论的美好的建筑吗？关于这些问题，同期《南方周末》上刊登的彭培根先生的文章从技术方面有令人信服的论证。
我这里想要补充的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也作为一个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的学者，想强调指出：在艺术上，如果创新不是为了更美，而只是为了创新而创新，那么，这种创新是不可取的，甚而至于是有害的。异想天开是许多人的本能。可以把建筑设计成菱形、锥形、管道形、曲线形、六面体形、八面体形、旋涡形、或任何一种动物形、植物形、山势形、水流形、或更具体的手形、足形、头形、觜形、花朵形、蚯蚓形、蛇形、大便形、蜈蚣形.....何止千万种！要创新出所谓奇形怪状的东西，有何难哉！求新实在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难的是真正让人感到美，一种既能传承传统之美又能兼有一种新美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难啊！不过关于此点我且按下不表。
我这里想侧重谈的是有关安德鲁先生上面提到的几个有名的建筑，我想从文化审美趣味方面谈谈自己的印象。悉尼歌剧院我没有去看过，所以不敢妄言。但是，蓬皮杜文化中心、卢浮宫的金字塔型入口和更有名气的埃菲尔铁塔，我都曾去仔细参观过许多次。我想要说的是，作为艺术品而言，他们都是非常拙劣的作品。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特色：蓬皮杜文化中心主要是怪得叫人厌恶，许许多多的管道型物凌乱不堪地把一个工厂模样的东西横七竖八地缠绕起来，从外表上看，没有人会认为那跟文化中心有什么关系。卢浮宫的金字 塔型入口主要是俗得让人寒心，这么一座庄严、堂皇、宏伟、且饰满浮雕的艺术之宫前，却摆着那么一个空心的玻璃金字塔。我当初以为是工人们临时在那里搭了一个透光的棚子，以便整修什么东西，后来才弄清那是卢浮宫的入口，真叫人失望得很。埃菲尔铁塔的特色是高、高......此外就不足一观了。
当时不少法国大作家对此铁塔恨之入骨，认为它把巴黎自成一体的雅致风格给彻底破坏了，全巴黎的天空就只有它耀武扬威地立在那里，你从哪里都看得见它。这些建筑物不缺技术含量、不缺新意，可就缺一样最关键的东西：美。它主要满足的不是大众的审美需要，而满足获得设计这些建筑物特权的设计师的个人的追求怪诞风格的要求。它们被设计并被建成，因为大众无权去拆毁它们，于是它们的存在本身似乎就为它们的价值做出了证明，这就是典型的未庄人的阿Q罪行逻辑：阿Q必然是坏的，因为他被枪毙了；枪毙就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致于被枪毙呢？照此逻辑推之：这些建筑物也是美好的，不美好又何致于建造出来且留存至今呢？被设计建造出来并留存至今就是它们美好的证据。
换句话说，艺术侵权就这么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地强加在人民头上，因为它主要是一种心理侵害，而不是肉体施暴，所以人们也就往往能忽略或容忍它们。而这种容忍的时间越是长久，就越容易被一些人视为仿佛是在证明它们价值的证据。从另一方面看，艺术侵权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侵权形式：如果你只侵害一个人的审美特权，例如把一幅龌龊的图画赠送给某人，如果某人不喜欢，那么他会无情地清除掉那幅画，并且可以对赠送者表示不满；但是当把一种矫揉造作的或怪诞的东西赠送给一个民族时，却往往能获得意外的接受，因为一个民族无法整体表达或无处表达自己的观点，只好听之任之，让个别人去操办这件事。个别人就会把这件事委托给某些或甚至某个建筑师，结果，一个民族的审美权利就这样被掉包旁落在个别人手中，变态成了某一个人的艺术偏见！结果，花掉一个民族的亿万资产只不过是满足了某个个别的所谓艺术家的艺术趣味！而当这种艺术偏见通过媒介的宣传，潜移默化地注入大众的头脑中时，人云亦云的习惯势力就会让一些莫名其妙的所谓艺术品登上大雅之堂，甚至传之久远！
只要稍微懂一点西方艺术史的人便会注意到，越是古老的艺术，越是符合当时绝大多数民众的艺术趣味。越是所谓现现当代的艺术，越是在脱离人民的实际审美需要。有人喜欢以所谓曲高和寡的说法作为某些怪诞艺术品的辩护辞，其实这根本帮不了他们的忙，因为曲高和寡指的是：唱得太高妙，只有少数人才能唱到同样的水平。不是说普通人根本就欣赏不了美妙的乐曲。这就正如普通人虽然造不出国家大剧院，但并不妨碍他们有能力欣赏国家大剧院是否美观一样。国家大剧院如果真正属于人民，就应该让人民发表看法。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象征之一，那么就有必要让文化界的专家们也发表看法。由于当代社会中的商业运作行为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文化业的方方面面，普通人是否还享有艺术审美权，已经是一个大大的疑问。所以，关于国家大剧院模型设计一事，其实并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资金问题、文化创造问题，而是一个民族身份及大众的普通权利直接相关的切身问题：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除了其他许多素关键的一点便是由于它拥有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也是由于它拥有一个民族数千年来逐步模塑而成的审美心理习惯。艺术属于人民，不是个别人的特权。
2000年8月17日于北京大学，
附信一封
编辑同志：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亦曾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曾翻译西方学者如马克思·韦伯、弗洛伊德、叔本华等人的著作若干，又苦学三十年后，渐渐明白西方文化邪恶的一面（当然也有善良的一面）终究会把人类拖入死胡同。辜鸿铭先生是较早明白此理者。曾国藩、张之洞、刘师培、及晚年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诸辈都深明此理。惜现在40 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全是青一色的西化派，走着我们曾经走过的老路，这是很令人悲哀的。上面的文章都是随兴所至而发，用不用，无所谓，只是心有所感，不吐不快而已。又及。
对北京千禧国家大戏院的评论
Michael Kirkland 柯克兰·米高
（加拿大建筑大师）
作者介绍：柯克兰联合建筑师国际(Kirkland and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建筑教授； 哈佛大学建筑及城市规划硕士，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院士；美国罗马学院院士；国际都市规划学会院士，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师及总建筑师。
作为一群有殊荣参与中国设计的建筑师们，我们递上此信表达我们对北京千禧大剧院设计方案的顾虑，现方案基地处于北京古老的核心中轴区，因此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表达中国独特历史文化发展的并且能生根的超群建筑，不幸的是，拟议的方案完全没有满足这个需要。
因为此建筑方案将成为国家象征，所以我们想在这评论它几个明显的问题：
1. 建筑的座向与入口
此建筑的前院空间和建筑入口应当处于南边，以满足天文与实际性的考虑，此建筑代表了一个文化的庙堂，其正面应当向所有的传统中国重要公共建筑一样朝向南面。因为这建筑有不同的机能部分，它不需要看似如背向着长安街，它也可以象天坛一般，有几个都很有气派的正面入口，但只有一个主要入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已从天坛的智慧得到启发。
２、建筑语言和基本科学规律都倒到沟里去了
它是个什么东西？是个蛋吗？为什么？它让我们想起了Buckminster Filler 的将整个城市罩在一个大玻璃圆穹顶内的愚蠢主意，它的形象和质料说明了什么？它的地理位置合适吗？它是不是完全属于西方世界的物品？但一点不科学，这是一个功能性非常强的建筑物，但设计人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品来做，大错特错，上面加了盖子，房子套房子，是在屋中打伞作茧自缚，结果需要高大空间的舞台上不去，要向地下挖六至八层楼，这是全世界建筑界有史以来最荒谬的大笑话。同时，因为大量的水池的水而有绝对的危机，如果这个建筑能建成，那全世界的建筑教科书都可以烧掉了。
３、像一个蛋的小岛能为城市、群众及文化带来什么？
为什么这建筑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呢？像个大城堡外沟里的小岛，它的伟大构想无非只创造了隔离，他将自己与整个城市和群众隔离。一个文化庙堂对文化的贡献，将带来的只会是群众的愤怒和谩骂。
４、它带来的国家及社会形象
为了创造一个超新现代建筑而避免中国传统设计美感是错误的。请原谅我的口气，但此方案是一个愚蠢的构思、一意孤行地思考的方案。它是一个在西方绝对不会被允许的，反而在中国钻了空子，有机会能实现的方案。最后，我再次为我的强烈用词而道歉，但是我实在是为我所爱的一个国家而担忧，这方案会给中国带来羞辱。而其设计师也已经为此方案而声名狼藉了，这是一个将会站在那一百年的建筑，不像服装流行或一时的狂风热潮，请千万慎重考虑。
请将这封信传给你在中共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同事们。
柯克兰·米高(Michael Kirkland)：
柯克兰联合建筑师国际(Kirkland and Partnership International)
建筑教授； 哈佛大学建筑及城市规划硕士
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院士； 美国罗马学院院士 ；
国际都市规划学会院士;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师及总建筑师。
“应当被绞死的建筑师们”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巴黎第一大学艺术史博士 河清
在中国建筑界，荷兰建筑师库哈斯是神。这种供神一样的气氛，我在去年5月杭州召开的“M某会”（北大建筑研究所主办）上有所领略。当时他因故未到，但从组办者到某些年轻听众的反应，可以感到神没有降临的遗憾。
出于孤陋寡闻，我是在8月1日杭州的《都市快报》上看到了中央电视台公布新大楼方案的一张图片和一块豆腐干大小的一百余字介绍。尽管图片是该方案最佳角度的效果图，但我还是看出这是一个歪七斜八的建筑。其论证文字如下：
“专家评委认为这是一个不卑不亢的方案，既有鲜明个性，又无排他性。作为一个优美、有力的雕塑形象，它既能代表北京的新形象，又可以用建筑语言表达电视媒体的重要性和文化性。其结构方案新颖、可实施……”
一个需要投资50亿人民币的重大而昂贵的建筑，仅用这么一百零几个字来向国人说明理由，是难以交待得过去的。而且我觉得上述文字行文稚拙（犹小学生文笔），用词怪异，语焉不详，极耐人寻味。
显然，这是一个低调、遮掩、敷衍一下大众媒体的说明。我是在进一步查阅之后才得知投资额之巨，中标设计师为库哈斯。
说一个方案“不卑不亢”究竟是什么意思？“无排他性”，这个“他”指的又是什么？让人费解。《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7.7）称赞库哈斯“使建筑不再是一个容器，而是无数事件交互碰撞的一个反应体”。这是当今中国极其时髦走红的前卫艺术（也带动了“前卫”建筑的时髦走红）的常用“话语”。玄奥不通，貌似“学术”，很有“学理”，实际上空洞无物，似是而非。
至于说这个方案“优美”，就有点把中国当作愚人国了。这么一个歪歪斜斜的几何块结构（在网上可以轻易找到多角度的图片），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优美”。
把建筑当作“雕塑”，这不仅有个体量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当代建筑的一个重大误区（以外形压倒功能，另作讨论）。即便这是一个西方现代“雕塑”，以西方现代艺术观，也说不上“优美”。
说这个“扭曲的拱门”表达了中央电视台的“文化性”，更是匪夷所思。如果说有个东西是这个方案最忽略不顾的话，这个东西恰恰是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国一座重要象征性建筑的“文化性”。
中国文化历来崇尚“温柔敦厚”，摒弃“怪力乱神”（恰是西方现代艺术所追求）。在中国绘画艺术中，“狂怪”、“纵横习气”、“格外好奇”等，都属“邪魔歪道”（王昱《东庄论画》）。这已经内化到中国人的良知和常识之中。中国的都城建筑以致普通民居，都反映了一种既追求变化又终归于“中和”的文化精神。天安门可以说是中国建筑文化精神的典范。
“楞”字，在中国是个贬义词。何谓“楞”？四方木也，即四角分明、未经雕凿的立方体。它意味着一种生硬，僵硬，突兀，粗粝，与“优美”截然对立。而这种“楞”形立方体，恰恰是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根本特征，人称“纸版箱”，“鸡蛋箱”，“文件柜”，“方格纸”等。这种“楞”形建筑，是一种对于自然环境的 “侵略”，与中国风水学说强调建筑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思想完全相反。
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抛弃“装饰”（现代主义建筑师阿道尔夫·卢斯有句名言“装饰是一种罪恶”），这种光秃秃硬棱棱的“楞”形立方体，显然有悖于中国人的审美。
而这次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的建筑方案，不仅“楞”，而且“歪”，是一个“歪门”，酷似一个屈着头、两脚瘫地的小儿麻痹症患者！这样一个造型乃是最大程度地抵触了中国文化的审美精神。歪者，不正也！
因此，库哈斯的方案全然没有尊重中央电视台大楼作为全中国人民都要注目、承载极大象征意义的建筑的“文化性”。
对于这样一个明显违背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建筑方案，中国某些建筑“精英”专家们居然一致赞同，值得人们思索。
英国著名建筑理论家詹克斯（Charles Jencks）早就公开质疑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楞”形“国际风格”，认为现代主义建筑扬弃装饰、追求功能和几何的纯粹性，导致“建筑语言在形式上的贫困化”和“城市环境的恶化”，据此提出“后现代”建筑的概念（《后现代建筑的语言》1977），并把“中国园林的空间”作为“后现代建筑”的六个特征之一（这表明中国古典建筑的价值在当今西方建筑界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
而中国某些建筑师们，却对自己的传统建筑鄙夷不屑一顾，对已遭深刻质疑的“楞”形现代主义建筑崇尚万分。在一种“进步论”或“时代论”的迷惘中，他们认为西方现代主义建筑是全人类的“现代”建筑样式，“传统”建筑则必然被“历史淘汰”。
著名国画家潘天寿先生曾告诫学生“不要做洋奴隶，不要做笨子孙”。我以为，库哈斯的中标，还与中国一些建筑“精英”身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洋奴隶”和“笨子孙”心态有关。
所谓“洋奴隶”，就是某些中国建筑“精英”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能力，以抄搬、摹仿西方现代主义“国际风格”建筑为时髦。一些抽象立方体风格在今日中国被视为“前卫”、“深刻”。西方被尊为“大师”的，在中国也被顶礼膜拜为“大师”。库哈斯得过“普利策”奖，不得了，是神。
我以为，现代建筑摒弃“装饰”，在形式上不是“进步”，而是一种退化。现代“楞”形建筑是人类建筑史上形式最贫乏的“造物”。我会在一座欧洲哥特式教堂、拉萨的布达拉宫、北京的故宫，乃至一座普通的白墙黑瓦民居等“非现代”建筑面前动情不已，但不会在一座四方楞的现代高楼面前感到激动。运用现代材料的建筑并非不可以“装饰”。西方“后现代”建筑名家约翰逊（P. Johnson）的纽约“电话电报公司”大楼，无疑是一座“装饰”非常成功的建筑。摒弃“装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摒弃“文化”，拒绝“文明”。汉语中的 “文”字，起源于“纹”，尤其来自甲骨文、钟鼎文里的“纹面人”的意思。因此，“文化”本质地含有“纹饰”、“装饰”之意，是人类对自然物质材料进行加工、雕饰，使之精细化、丰富化。没有“装饰”，直楞楞木四方（最粗笨的木匠也能锯出来），怎么谈得上“文化”？
所谓“笨子孙”，是指中国的某些建筑“精英”们不知从中国自己的建筑传统中汲取建筑元素和空间精神，不懂得把中国自己建筑的空间形式要素与现代建筑材料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有中国文化个性的“现代”建筑。至于生搬传统，在现代建筑楼体上生硬加盖中式大屋顶，那是更笨的子孙。
在这样一种“洋奴隶”和“笨子孙”心态在中国建筑界一片风靡的情势下，库哈斯的“歪门”中标，是逻辑的必然。
去年在巴黎购得一书，为法国建筑师兼记者特莱蒂亚克（P· Tretiack）所著，书名曰《应当绞死建筑师吗？》翻开书的第一页就有回答：“当然应当！”
还有一位名叫佩纳克（D. Pennac）的记者，甚至觉得用绳子绞还不解恨，进一步要求：“应当用断头机砍掉两个建筑师里面一个的头！”（Il faut guillotiner un architecte sur deux。）因为全法国的普通民众对最近20多年来出现的“现代建筑”怨声载道，怀有一种“仇恨”（haine）：“法国人恼恨自己的建筑。”
特莱蒂亚克本人对现代建筑并非全盘否定，但他严峻地指出，无数法国的当代建筑是一些严重的“失败”和“巨大错误”。像巴黎密特朗时代“十大建筑”中， “一个立方体（大拱门），一个圆球（维莱特），一张四脚朝天的桌子（国家图书馆）”，失之过于简单。他多次提到国家图书馆是个“失败”，是一座“死书的坟墓”。大拱门的楼盘也不受欢迎，至今还有大量空房。新财政部大楼像一座军事“掩体”。巴黎西北的勒瓦洛瓦门，是一片“蹩脚建筑的溃疡”，镜面玻璃墙建筑像 “麻风病”那样蔓延，居民怨恨，以致把那里一个“蓬皮杜广场”叫成“齐奥塞斯库广场”。
总体上讲，法国城市的老建筑老街区的保护还是比较好的，但还是出现了许多失误：“被屠杀的城市”（villes massacrees），“谋杀城市”（urbicide）。现代城市建筑的单调、冷漠、“非人化”，破坏了人们原先的生存环境，终于使法国人竟想到要 “绞死”建筑师们！
特莱蒂亚克笔下的库哈斯其人，既是一位激进的极端分子，一位“彻底的幻视者”（visionnaire total），又是一位善于经营、极其精明的商人。
库哈斯来自荷兰的鹿特丹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为平地的城市，战后完全是在一张白纸上重建起来，与库哈斯的“彻底砸碎”、“从零开始”（To start from scratch）有直接关系。所以库哈斯设计的方案多是惊世骇俗、甚至反自然的。他会设计出像穿糖葫芦形状的图书馆，或歪斜凌空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方案。
“库哈斯有一套灵活、圆转的辩术。”比如他为中央电视台的方案，端出一个美妙无比的“巨环”说：“我们将把电视制作的所有部门都囊括在一个连续的巨环中，使它可以自我运转不息。”（《南方周末》2003.4.3）论证图片中还有一条红线，环形流转。哪个内心纯朴的“专家”会不被这样美妙的“论证”所“诱惑”而折服？而这样的循环事实上并不存在。
库哈斯甚至把他的“歪门”说成跟故宫相“一致”：“这是一种非常安静的、内在的美学，和紫禁城所体现出来的美学是一致的。因为故宫本身也是这样一种东西，它通过围墙包含自身内部的活跃的有机体，但是它从外面来看的时候，没有任何积极性的暗示。这个方案也是没有集中的积极性的暗示……”把两个如此截然对立的东西拉在一起，何等天才的诡辩家！
还有，“歪门”曲角悬空，完全是在挑战自然的重力原则。北京处于地震威胁地带，其结构安全问题据说已被这方面技术世界领先的阿勒普（ARUP）公司论证解决。但据悉阿勒普公司也在英国千年桥的共振问题上失手，支付了巨额赔款。万一阿勒普再次智者千虑一失……（补注：戴高乐机场坍塌事故应当令人警醒！）
还有，大楼的维修问题。巴黎蓬皮杜中心，建成30年已大修过两次。这样的“高技术”建筑，非常容易老化出问题。这是一座维修费已超过建造费的建筑！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也属于“高技术”建筑，将来必定需要巨额维修费用。如果也再来个50亿（等于建造费），中国的有关人士们想过没有？
再还有，一旦这个“歪门”方案得以实施，将给整个中国建筑界带来极坏的样板作用。可以预见，中国大地上必将风行一大批这样奇形怪状的建筑，进一步恶化中国城市的景观！
西方有一种说法，城市是“一本石头的书”，是一种文化的物质体现。人们在这本“书”中，可以读到这个城市、乃至这个城市所在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然而，在今天中国的城市里，我们能读出多少中国的历史，感受到多少中国的“文化性”？
北大教授张祥龙先生沉痛地说出了我同样想说的话：“我们现在正在丢掉的已不是那些让中国人蒙受耻辱、遭逢危难的东西，而是那使我们是一个中国人的东西，是那让我们活得有意思的东西。”我们正在全力制造“一个完全没有真正中国味道的世界！”
作为一个专业（西方艺术史包括西方建筑史）的学者，我呼吁有关决策部门质疑这个方案。我们没有理由把如此巨额的钱投到这个有一百个理由可以否决而无一个理由可以站住脚的方案。
我当然无意要“绞死建筑师们”。但中国的某些建筑“精英”们该是时候反省自己的现代主义迷狂和对自己文化价值的无知！
与吴焕加教授商榷国家大剧院的设计问题
一位（退休的）法语教师 钱行行
2000.8.17
吴教授：您好！
我向来对北大清华的教授非常尊敬，原因众所周知。
最近读了《光明日报》所载清华大学建筑系吴焕加教授的有关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发言：“投一张赞成一票”；我不禁疑惑了，这是一个治学严谨、态度严肃的学者发言吗？是一个建筑师的发言吗？因为发言里仅仅说到外形美，而我认为这种美仅停留在二维空间的图纸上，因为有些设想只是一种肤浅的美（法文叫：la beauté superficiel），但在实际生活里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把设计图纸上的东西变成实实在在的建筑物，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如哪一方面不同，实际使用起来，就会和设计图纸差十万八千里。而吴教授您似乎是一见钟情，被这图纸所迷惑，而对别的问题就一概拒绝考虑，这是我们一般市民和老头老太的发言习惯。您们专家和教授应该谈功能、安全、造价和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是非常考虑不可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梦幻的美而不顾一切地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这是对国家、对人民最大的不负责任。我不懂建筑，但我敢断言，安得鲁设计出来的国家大剧院将是一个既不好看更不好用的鸡肋建筑，会受到世人耻笑。
我曾读到一篇文章，巴西在选择新首都地址时，例出了二十多个条件，每个条件都有分数，于是把几个侯选地址大分进行综合评分，最后选了现在首都巴西利亚这个地方，这篇文章您一定不陌生吧。我就想不通为什么你考虑问题执一死命不放呢，一点不具学者风范。
吴教授您说到此设计独一无二，非也，在巴黎北部有个科技展览馆，那里有个球形影院，周边就有几个水池、林木，不过那里的水池不在地上，法国北部有个电影城，整体设计新颖前卫，很美，我很欣赏。那里有一群建筑，全是各种形式的电影院，其中也有球形影院，在散落的影院中就有巨大的水池，简直是小湖（发贴人注：钱教授要是知道安得鲁1993年在大阪也设计了一个和大剧院造型雷同的水族馆，她可能会更气愤）。可那是在法国，把那部分构想搬到中国，只能是东施效颦，落得可悲结果，令人扼腕叹息。
要想外形美，谁都可以想出很美的东西，我这门外汉也可异想天开构思。比如大剧院是莲花形，花蕊是实体建筑，剧院周边有几个比华表还粗的柱子。上边饰有飞天等瓷砖壁画，莲花坐落在草坪、灌木、树林中，我还可做许多许多美仑美奂的设想，我还可以自以为是的认为它很有可创性，比安德鲁的设计更美更具中国特色，但这只是个门外汉的幻想。因为我不懂建筑，我无法做其他考虑，可您不同，您是个具权威大学的教授，您也如此片面，就有令人不可思义了。您考虑这问题就如一个小姑娘买一块花布料，这布料设计挺美，但有人告诉小姑娘，料子下水后会掉色，图案就一塌糊涂了，小姑娘说：我不管，我就喜欢它，别的一概我不管，再贵我也要买！
我为您感到惋惜，以您的学识、阅历、地位，您不该犯这样的错误。从逻辑上推理，您怎么也不该犯这样的错误，您的错误使我百思不得其解。而在我的眼里，您这位清华大学教授的含金量就少多了。
您可能认为您思想超前，前卫，别人都落伍了，要知道您的超前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停留在图纸上的空的美丽罢了。
此致敬礼
法语教师
钱行行 2000.8.17（2004年补充了两行字）
从纽约时报照片看中国建筑的“追新变态”现象
彭培根
2005/02/19
纽约时报2004年9月19日，发表了整整一版半的、有关中国城市建设和建筑的“追新变态”现象。从纽约时报的报道，我们来想想是把国家大剧院毫无用处的顶拆掉？还是建议中南海的办公区搬家？
有一张约有1/6版面的图片，看来是从中南海紫光阁，向东南方向照出来的。估计是美国的哪个高级的代表团的成员，拍了这张照片，转给New York Times 发表的。它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是科幻电影中的外星人的巨大飞碟，降落在中南海的门口。什么文字也不用写，就能看出这是个天大的错误和笑话。如果从景山或北海的高地琼台看，更惨。现在，扫描下来发给您欣赏和评论。
我校美院的李燕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易经学会的会长；李苦蝉大师的儿子）说大剧院在北京的心脏地带的地理风水（注1）的位置是“爻卦”。在此位置如果建了庞然大物的建筑，是非将没完没了。以我懂得的一点皮毛的风水来看，这个“外星人的巨大飞碟”，正好停在中南海的东南方向的“巽门”位置，也就是“文昌星”的位置。它既主经济和金融，也分管一部分“离门”（正南方）的功能，即“光明和友好”；也就是与生产、贸易和外交都有相当的或一定的关系。在这个位置建一个不是光明正大得到的设计权；并且建成的庞然大物，肯定是大不利的东西。我的功力肤浅得可怜，不敢胡说八道，待请教真正的大师们后，再转告他们的评语。
不过，在西雅图的華盛顿大学到有一个歪打正着的实例。该校的中心广场是在西北角由图书馆、歌剧院(市民也用此)、音乐厅和美术馆画廊围绕着。由此，向东南方向有一条60m宽、950m长的绿化步行Mall。由中心广场向东南方向看出去，就是“巽门”而且，也是“文昌星”的位置。向东南方向看出去，刚好是白雪皑皑的，北美洲最大的活火山“Mount Rainier”; 它比富士山还要更雄伟和美丽。结果该校160多年的历史，出了３个还是４个诺贝尔奖的得奖人。我们能说是老美找人看过了风水了吗？但如果说它是一个歪打正着的绝好风水的实例，应该没有人反对吧？
最近，各大新闻煤体都报道了，法国道路工程师安得卤设计的巴黎机场坍塌之后的法国政府调查报告，指出了设计上出现的错误。因此这位“要切断中国历史”，长得像海盗和外太空人的老兄，可能会面对法国检查单位起诉他的公司“过失杀人罪”。接着又听说国家大剧院要将部分与巴黎机场坍塌的结构类似的地方要拆了重建。这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闪电快速反应。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永远“并”在国际的“鬼”的后面。一定要等到哪一天，大剧院的顶比较大的面积的坍塌了。或着，被周围隔离听歌剧的贵族和一般老百姓的５万吨的水；压着的“玻璃潜水艇”漏水了，才会下决心拆掉这个外太空掉下来的这个另类的异种！！
所以，如果以上传言是真的，我建议咱们中国人别再跟在外国人后面跑了。下决心只拆掉大剧院的顶就可以了，别太浪费；保留三个剧院；再给它们穿上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人ＤＮＡ血统的，与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像是一个孙子辈的，但是非常豪華、非常中国又非常洋气和壮观的外衣（就像原来设计竞赛第一名的已故魏大中大师的方案）。如果下不了这个决心，干脆趁着北京市的2004-2020年的总体规划大调整的机制，快将中南海搬到西山的山脚下；建一个生态和花园式的中央办公区。并且与西山山体和地下的“深挖洞”的战备设施结合成一体, 也是很实事求是的利于国防的方案。
(注1：我在加拿大U. Waterloo 教建筑设计时，在我的seminar里， 和学生们定课时地研讨“建筑环境心理学”和人的行为的关系。我提出中国的勘輿 (地理风水)是世界最早的“建筑环境心理学”。国外现在很多大学《中国勘輿学》都是有学分的课。)
附信
老彭:
这张照片太有说服力了,这样设计的建筑物的确不适合放在中南海的附近,从中南海内部得到这样的景观真是太扫兴了。中国建筑艺术中讲究"借景".记得我在苏州某个园林里竟然看见虎丘塔成为了该园林的一部分,美不胜收,真绝了。这张照片如果在大剧场还在评比时拿出来,我想那么多时日的讨论都可以省了. a picture is better than a thousand words 这话似乎在这里特别适用。
张崇华
Chonghua Zhang E-mail:chz@eastnet.com.cn Cell Phone: 86 13701071714
（注；张崇華，爱国保钓的台湾留学生，79年就回国了。曾任国家环保局总工程师，清華大学环保系教授，世界银行扶贫评估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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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老师
您好！很高兴看到您的来信。我拿给我的同学们看，大家读后都非常激动。那张照片真是太……我们气的都说不出话了。每次去北京市中心，从那个超级难看的顶前面路过时，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气愤。老师来信中提到的有关风水的问题，我虽然不懂风水，但也足够让我心惊胆战。还有想到梁思成老人家奋力的保护那片古城，保护的不仅是老城的遗址，而是中华的传统，我们的血脉阿。
看到彭老师还有几位和你一样的人，正在奋力的尽可能挽回这个惨局时，我们又感到非常的欣慰。你们让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希望。这比那些只说不好，但是也无可奈何，不做任何努力试着去挽回的人崇高太多了，更不用和那些甚至说“好”的人比了。我们可以感觉到老师你们正在做一件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事情，我们的希望，和那片土地的未来就寄托在老师们的努力上了。希望你们也可以感觉到，你们不是孤军奋战的，你们后面有我们的支持，有中国12亿人民的支持。
此致 敬礼
高达, 200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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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培根教授:
您好，作为我们年轻的建筑师（同时又是中国人）-而我又是传统建筑保护提倡者，觉得自己似乎对这些问题无可奈何，只有通过对大众的宣传和探讨、只有在这些堂皇的工程竣工后暴露出其原来本不应该存在的理由时，才会在大众脑海里产生今天您所呼号的响应，可是，业已仓促的封“狼居胥”工程毕竟流失了大众的税收，同时又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嘲笑着这些纳税人5000年的精神财富竟然如此不敌人家大手笔随意画的一个圈，对这种现象，我们建筑师又能够如何呢？
雷晓鸿 13701175697 13701175697@
2005年2月24日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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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彭：悲哀呀，这么多院士、专家、学者和群众反对，还是要建。中国的事情你想开点吧，否则你都不知道要气死几回了。建议你读一读《沧浪之水》，一本小说。
Lu Lin, Executive Editor
CitiTravel Magazine
Msn: james@lulin.net
彭培根给温总理的信
请国家外国专家局万学远局长转呈
尊敬的家宝总理赐鉴：
今年元月２５日，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优秀外国专家代表时，我就写好了第三个报告，但因您身边没带秘书，我将它呈交给您或万局长，都会不太礼貌；所以我今天补交上。作为一个真诚爱国的華人建筑师，（一）我禁不住要大声疾呼“国家大剧院”和“鸟巢体育场”都是违反（世界任何国家都一样）建筑安全法规；极为危险的违章建筑。将来肯定会出大事的！
（二）根据我国前管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和文件精神）《五个统筹》的第五个统筹：“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原则，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就一直在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个原则在各行各业都被充分地实践了。中国的航天（太空）工业的成就与科学家们，可以与世界一流的太空成果和科学家平起平坐。高速火车（和汽车工业一样）在直接引进了德国等国外的全套（或绝大部分）和成品。经过了这个初期阶段后，现在要“逐步国产化”。我一直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在中国只有30年（欧洲已有4到5百年）的“建筑师”这个专业头衔（Professional Title）。而20年来，在大量地用了外国建筑师后，为什么不像其它各种行业一样，积极地培养中国自己的民族建筑师？应该是时候了！我不是建议不再开放给国外建筑师，而是说应该让中国自己的建筑师来设计一些大城市中标志性的，有民族尊严意义的建筑了。否则，第五个统筹中“对外开放”是做到了而且做得过头了。但是，“统筹国内发展”在培养民族建筑师上还没有开始。将来等到神州六号太空船，甚至神州十号都上了太空了，如果矗立在地面上的大多数的标志性建筑，还不是由中国的民族建筑师设计，那就会因为这第五个统筹的不到位，而使得整个的五个统筹仍然停留在一种跛脚的“五个统筹”。
（三）我国过去20年的城市建设中的标志性建筑，大多数为被外国建筑师设计，它们绝大多数可以被形容为：“像穿了时装表演的衣服来上班的建筑”。纽约时报称之为“追新变态现象”（请从网上查看2004年9月19 日的New York Times 有关中国20年来城市建设的整版的评论文章和图片）。我曾在凤凰的《世纪大讲堂》的讲座里，给建筑下了一个广义的定义：“建筑是反映人类文明的进程，创造明日更好的；或造成更坏的生活环境的科学、哲学与艺术的综合结晶”。一些不符合中国情；严重违反预算限制的和与区域性文化特色（国际建协UIA过去20多年，每四年一次大会都有宣言来呼吁的原则，强调Regional Culture Identity）背道而驰的很多的建筑物（包括黑箱操作出来的），就是对以上建筑的定义的最现实的反面的教材。法国媒体和电视台都先后批判过--安得卤设计的国家大剧院，不但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城市文脉（Urban Fabrics），他还毁坏了联合国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基地—紫禁城的周遍视野（站在故宫的地面，会看到那个像是从外太空掉下来的异物；或者是一个巨大的坟包，从故宫的金黄色琉璃瓦的屋顶上冒出来）。
（四）这些缺乏职业道德的外国建筑师一样，把中国当成他们的新武器实验场。因为这些追求视觉刺激，语不惊人，死不休，极度浪费和凶神恶煞的建筑物，在这些外国建筑师们自己的国家是绝对实现不了的。因为，欧美国家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建筑设计思潮的主流是要Back to Basic，也就是说“要回到基本功能”。而50年代以来的现代建筑或吸现代建筑的金科玉律就是要求“Form follows Function”即“形随功能而生”而建筑风格的主流思潮是追求Graceful和Intimacy 即:“追求落落大方和亲切可人”的建筑风格”。
有句英文的谚语：“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A picture is better than a thousands of words）”。请您看第三个报告中的图片吧！
学生
彭培根 敬上
２００６年6月15日
彭培根教授工作室 Tel: 6277-0305；6279-4631(秘书); 138012.51448(C);8844-8439(大地建筑); Fax: 6277-0132; Email:pkapeng@tsinghua.edu.cn;
如何为国家大剧院工程擦屁股？
彭培根
（本文已在04年6月28日被香港《亚洲周刊》摘要刊出）
自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权被安得卤不明不白地“拿走”之后，中国建筑市场的一阵狂风， 大家一窝蜂地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视觉刺激”，以为“另类”、新颖就是美了。周总理不愧为一位大政治家，他曾说中国的建筑要:“经济、实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追求美观”。
大家要知道: 20多年来，西方国家已经崇尚：朴实大方、亲切和“Back to Basic”（即回到重视基本功能）的建筑，其实这就是中国艺术哲学里的：“大美无言”和“大美无形”的理念”。请大家不要忘记 — 现代建筑（包括后现代）的金科玉律是：“Form Follows Function”（即：型随功能而生”）。时装表演的服装不能穿来上班啊！
现在, 作风务实和以身作（三个代表之）则的中国和北京市的领导人, 停建了(荷兰建筑师设计的非常不合理和形式主义的)CCTV大楼, 又取消了(瑞士建筑师复制他在慕尼黑2006年世足杯的会场的) “鸟巢”或“方便面”的屋顶之后; 因为安得卤设计的巴黎机场的坍塌和他在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中涉嫌舞弊和行贿的丑闻, 它已经使得人民共和国的圣地 — 天安广场粘上了一个污点。所以，我相信中国国家和北京的领导人，一定有智慧，会将国家大剧院全部拆除，或只拆掉圆顶。这是大势所趋，顺理成章的事。现在，我们来谈谈 1. 到底拆除还是保留？2. 如果要拆，那如何拆？？？？？
★ 勉强照常施工到底；当鸵鸟，可以吗？？？
不行！安得卤设计的巴黎机场坍塌事件，以及在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中，涉嫌舞弊和行贿的丑闻。已经被法国和国际还有国内的媒体大量地报导了。使得国内外的广大群众已经很清楚地认为--安得卤使用了非法肮脏的手段得到这个工程项目。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显要篇幅报道了--这个已经形成了粗野巨大形象的建筑物。它已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圣地 — 天安广场的一个污点，这个建筑物即使勉强建成，这个阴影和安全问题也会永远成为隐患。必须要果断地彻底地处理。
★ “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彻底拆除！”；行吗？？？
有相当多的人民群众和专家学者主张彻底拆除。一般市民群众要拆除的理由没有那么复杂。他们就是“看了觉得太可怕了！天安门广场弄这么一个鬼东西？？！！看了生气！”但我们觉得这样把三个勉强可以用的剧院和音乐厅的骨架一起拆了，未免有点浪费。除非是建设部下令安全检查后，经修改设计后，仍然没有办法解决地下15米超过周围5万吨水向外疏散的问题。
★ 只将那个极为愚蠢又极为危险的圆顶拆除;
才是最合理和折中的办法: 贝聿铭先生曾指出这个剧院太大、脱离群众和太昂贵了，他说：“They should build not only one but two or three smaller theatr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ity to make them closer to ordinary people and lower the cost”(请见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0年4月7日《国家大剧院还是国家大笑话》的报导)。
要知道美国的林肯中心、肯尼迪中心或者百老汇剧院等中的歌剧院、音乐厅及剧场都是各自独立的建筑而且都直接从大街入出。这种设计的原则很简单; 就是一旦有灾难，观众就可以一开门就是大街或室外广场。同理，如果三个院、厅及场都有演出而只有一个有灾难时，另外两个剧场里近万人的观众也要一起逃生；人踩人踩死人! 同样道理，如果这三个剧院、音乐厅只有一个演出活动，那观众进入到像机场候机楼一样的大厅，是将所有的空调和灯光都打开？还是只开接近有活动的那一部分？如果全开太浪费，只开局部温度不适中，周围一片漆黑。
我个人分析，因为安得卤是学道路桥梁出身的工程师，半路出家想做建筑师后，从没有设计过歌剧院和音乐厅，他是个设计机场的工程师，就把这三个歌剧、音乐、戏剧和有关的建筑物,用一个像机场候机大楼和飞机维修库(Aviation Hanger)罩起来。是Very Stupid和Most Dangerous。
如果，可以拆除那个圆顶，还要在安全疏散的设计上进行深入的修改；主要是解决如何从地下7-10M，能穿过周围5万吨水而逃到地面上来。显然一定要加一些桥，使观众可以从水面上逃生出来。希望不要等到出了事故, 再进行修改或拆除。
★ 易经大师李燕的预警之言；都不幸言中！：
我校美院李燕教授（前中央工艺美院），是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易经学会会长。他是已故艺术大师李苦禅的儿子。他是一位不拘形式的佛学大师。他虽有特异能力但心存慈悲博爱；最出名的一件事是：在中央工艺美院要收编廊坊的一个专科技术学校时，他就很痛苦地预言：三年之后，因该技术学校将中央工艺美院的财源耗尽，而结果被另外一个更大的单位收编。但可惜当年没有人听得进去。后来，果然被清華并构。他对国家大剧院的观察是：此地是风水中的“爻卦”的位置，是是非之卦 (注1)。在此勉强建一大建筑物，将来必有不断的是是非非。而且他预言：安得卤设计的这个像一个坟冢的建筑物，一旦施工，就会有几个相关的人会莫名其妙地去世。当我告诉李燕有关魏大中去世的消息时，他很难受，半天没说出话来。他说：上天给了我一种预警的能力，但是我经常不希望我的不好的预言会真的发生。但是........唉！。
(注2：国家大剧院第一轮评选的时候，我是评委之一。魏大中的方案得了75％的评委不记名投票，获得第一名。他的方案非常好，和周围环境很协调，是天安门广场中的DNA相同的孙子辈的建筑；但她又很洋气，又很富丽堂皇，雍容華贵。而安得卤的方案“像从外太空掉下来的一个大杂种” 。魏大师六十多岁就去世，太令人挽惜了。我个人认为：他的一等奖被安得卤不明不白地抢走了；还要他为那个法国“桥梁道路工程师”配合施工图。他是郁闷而不幸去世。前年我问他为何不拒绝？魏大中只得一声叹息：“你是自由之身啊！我是共产党员, 要服从组织啊！”）
(注1：我在加拿大U. Waterloo 教建筑设计时，曾和学生们研讨过“建筑环境心理学”。我提出中国的勘舆学(地理风水)是世界最早的“建筑环境心理学”。国外现在很多大学都是有学分的课。)
后来我们都看到巴黎戴高乐机场坍塌的报道，两个中国人不幸遇难。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为什么偏偏让中国人赶上。又一次被李燕不幸言中。全世界的媒体都铺天盖地的报道。因此也把安得卤在中国大剧院的设计竞赛中涉嫌舞弊和通过中间人行贿的事。这可不是“是是非非，没完没了”了吗？
★ 下面我再说明一下安全隐患和一稿两投的问题。
1 安全隐患方面：
建筑设计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大型公共建筑的造型不能过于奇特、跨度也不宜太大。如果一定要用: 那么配套的结构形式应经过多次修改论证。再经过模型摸拟实验，再由小而大，有实验数据才能实际建造。国家大剧院的结构设计没有经过上述的程序和累积经验。就法国的设计法规要做结构模型模拟实验的程序都没有走过。观众厅在地下7-１0米，剧场周围被５万吨水压住，一旦有火灾、地震或其他的恐怖分子的攻击，观众逃生的安全出口太长(250米；请见刘小石文)，万一隧道有一点裂痕。水漏下来或再碰上电源将会不堪设想。何况剧院正在古代永定河的河道上，施工时大量的水喷出来（有人认为是惊动了土地爷，所以安得卤的机场才会坍塌，他的舞弊才会被揭发），后来强行封住，后患无穷又难料。
2．一稿两投的问题：
1993年, 安得卤在的日本大阪参加了水族馆的设计竞赛，他做了一个方案: 中间也是一个半圆玻璃球盖住三栋建筑，周围是一圈水（请见附图,注3）。他在国家大剧院的方案的构思，基本是这个方案的翻版。两个完全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建筑物，居然做成雷同形式的建筑物是绝对形式主义和愚弄中国的专家和人民。
总之，现在下决心拆掉它的绝对形式主义的圆顶，只牺牲大约两三亿元人民币的材料和施工费。再加上几亿元的为安全疏散而修改设计的费用，应当不会超过5亿人民币。 但得到的效益是：
(1) 反腐倡廉；(2) 依据法律按程序办事做工程项目，如有污点和不合法，就宁可玉碎不可瓦全。这种教育的和宣传的效益是无价的。今天新華社的《国际先驱导报》的头版大标题： “中国，将沦为外国建筑的殖民地？”如果现拆掉已建了1/3的国家大剧院的顶，就可以回答上这个标题了。
★ 方案是不是“前中央领导人定的”？？？不是！！！
2002年加拿大环球邮报称这个项目是一个“宠物项目”（PET PROJECT），我认为他们是被一些人过度地宣传“是中央领导人定的”来压人所误导。这些人对国外的媒体造成这样错误印象的影响，应当要负责任。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我可以用我家三代信佛的良心告诉大家：一位受人尊敬的、极少露面的中央高参/姓刘的重量级学者告诉我，他所了解到的是：“用安得卤的方案，绝不是中央领导人定的！”。所以，我认为是拿了安得卤的好处的人，一方面黑箱抄作，瞒上欺下、让生米煮成熟饭；另一方面到处散佈谣言，说是谁和谁指定的方案；使大家不敢多言。这种民族的败类应该枪毙100次！！！
中国有很多杰出的建筑设计师，体育建筑大师马国馨就是其中一位，只是中国人给自己的机会太少了。同时，中国人的心胸是豁达的，眼光是锐利的，只要是新的、但是一定要真正是好的建筑，都会受到赞扬。金茂大厦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美国SOM事务所Adrian SMITH设计的，它完美地结合了中国的塔和竹节美的神韵和现代高科技。为21世纪贡献了中西文化结合的新生文化。金茂大厦获得建国五十周年、上海十大优秀建筑的第一名（21名评委中有17位是中国人，它获得不记名的21张全票）。我们反对安得卤的设计，不是因为他是法国人；是因为他的设计太烂！太危险！太浪费！他又侮辱了中国文化和人民，我们就算到棺材里，还要和他斗争到底！！！
韩国人从1988年奥运会起，就把该届奥运会的总建筑师柳春秀等建筑师，逐步地栽培推崇出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大师。他是韩国人唯一获得剑桥大学院士头衔的人。2002年世足杯会场国际设计竞赛，他又夺魁。韩国人像培养他们自己的大宇、现代汽车、LG、三星电子产品等知名品牌一样，培养和保护他们自己的建筑师。我们中国除了贝聿铭前辈以外，真的没有能和国际大师们平起平坐的建筑师吗？我们不是要再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而是要在建筑市场对国际开放的同时，我们要向掌握着工程项目的政府官员或业主呼吁，请不要把外国月亮的风刮得太过头了。应当地为“三个代表”栽培自己的民族建筑师做点贡献。否则，要到何年嘛月才能有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设计能力）的中国品牌的建筑大师？同时，国内建筑师引进发达国家的设计思想和方法时，要将传统文化赋予他一个再生的生命，融合到现代科技中来，这样才能有原创性（Originality）的建筑设计。
最后说明一下：为什么要用安“得卤”而不用很多人都用的“安德鲁”？--此人不配用中国的“德”字，用“鲁”？对不起山东人。
清華大学教授 优秀外国专家(获奖人)
彭培根 2004年
（彭培根教授工作室：Tel: 6277-0305；6279-4631(秘书)；138012.51448;Email: pkapeng@tsinghua.edu.cn; alfredp@santriumph.com; ）
其它附件素材
王大闳大师，今年８7岁，是９９年代表台湾来京参加UIA（世建协）大会的唯一官方VIP，他是贝聿铭的同班同学。王先生是我的师傅；王大闳先生说：“北京人可能会欣赏一些新颖的、但一定是要好的建筑设计，他们绝不会接受一个粗野和拙劣的作品！”
香港的潘祖尧建筑大师，他是大剧院的、香港的唯一评委；亚洲建协和香港建筑师公会的前会长和全国政协委员。他在上书中央的信中说：“如果这个建筑不幸被建成，那将是国家的悲剧和全世界的笑柄”。
加拿大第一大师Arthur Erickson，今年７５岁，他是三位外籍评委中最资深的。他在他的反对信中将安得鲁的设计形容成“外表像飞碟似的尸衣”（我估计他是想说：它像一个“外星来的新型材料的大坟墓”）。
安得鲁在回答多次记者的采访中都说到：“我的个性不允许我的设计被人修改”，我们就要乖乖地听他摆布吗？这是中国纳税人的钱，大剧院有不是他家的后院，中国人民和专家要你改，你就得改！！炒你鱿鱼，你就得走人！
大剧院的评委会的主任吴良镛教授在２００２年提议将这块12万平方米的基地做成一个文化广场，四个剧院各自独立出入。这和贝聿铭先生的想法异曲同工的。既然文化部在他们部大楼北侧已经在建一个文化部自己的歌剧院，所以在国家大剧院内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做一个500人座位的实验剧场。大家都知道，这个剧场是为了文化部领导预审节目用的。在哪里不好审啊！非要在一起凑热闹？花这么多钱、打肿打烂脸来冲胖子，就算世界第一（林肯中心的4倍造价）。和国力不相称（国民总产值只有美国的1/8）；老百姓不支持，建了也不得民心？
“无法无天”（OUTRAGE）
国际权威性建筑专业杂志英国《ARCHITECTURE REVIEW》文章
清華大学教授 彭培根 自原文摘译
（译者按：1999年1月号的社论“无法无天”（OUTRAGE） 是批评法国建筑师设计的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文章.文章中用字的尖锐性是同类的文章中极少见的。）
保罗·安得卤因为设计了很多巨型纪念性的机场建筑。所以使他能在一个爆炸性（新闻）的北京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竞赛中，增强了他拿任务的本钱，但是他设计的戴高乐机场可能是世界上最令人混乱的候机楼。
……这个形式与北京城中心和其他任何现有建筑完全不协调的新纹理(new texture)他将他的奇才用来创造了一条随意和透明的通道。安得卤安排了从水底下走入大剧院的通道（１００米），所以你得先钻下去走过一个水下隧道，再走上去。虽然一个桥会更直接和更舒适，但是被他否定了，估计是因为那样会使它捅破了他的那个完美的粪团（BLOB，注：美俚语，我本来不知确切的译意，后来请教了美国華盛顿邮报驻京记者John Pomfret, 他说就是“粪团”并且大笑）的完整性。
当你进入这个建筑物后，你会觉得你是在一种很熟悉的建筑形式空间里，那就是机场候机大厅，巨大的歌剧院、音乐厅、京剧院的外形都是这种被一候机大厅式的空间包围着，没有方向感，也不知身在何处，更不用说各个剧院的自我特色或个性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毕竟这是中国嘛。也许安得卤已经找到了他的完美的业主。（注：此处是切题结语，意指在中国的外来洋和尚就可以“无法无天”地为所欲为）。
彭培根先生致五合公司刘力总建筑师的信
刘力先生：(非北京设计院的刘力)
对于您今天在凤凰卫视的发言，我觉得很失望。我不知道您这位在红旗下长大的人，出国次数很多的人，为什么却对国际上的政治环境——我国面临的新帝国霸权的艰难处境没有什么感觉，对国际建筑哲学理念和实践也没有明智的洞察。您的那些话不像是一位建筑师说的，而是那些赶时髦的喜欢视觉刺激的大街上市民们的话。我们国家的GDP只有美国的1/8而人口却是他们的4.52倍。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均国力只有他们的1/36，凭什么我们要建一个按每个座位平均造价比美国林肯中心要贵4倍的“城市的名片”。这样，我们每位国民就要负担比美国人高出144倍的大剧院财务负担。
而同时，我们的大西北还有人没有饭吃。另外，全球的国内外炎黄子孙还在捐赠“希望小学”，还有比这个逻辑更荒谬的事吗？谁承认这些妖魔古怪的建筑是“北京的名片”了？您不妨花一天时间，亲自征询一下1000位经过大剧院的公众的意见，您就知道您说的这些是多么荒唐了。要有一点白居易的群众精神啊！市民们会告诉您：“咱们市民的水电都贵了好多了，在缺水缺电的北京，弄这么一个浪费能源的鬼玩意，不是名目张胆地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电灯吗？”
我们的国家处于一种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尊严，很大的可能一触即发的生死存亡关头，您却居然能说出那种风花雪月的，毫不负责的，毫无常识的话来。您这是为当今的社会歪风助纣为虐啊！我希望您的学术发言应该特别“三思而言”，要对国际国内的思潮和形式背景有充分的掌握，做理性的发言。澳大利亚建筑大师 Philip Cox (2001年奥林匹克总建筑师) 2002年在他们的国会听证会上，曾宣誓发言说：尽管悉尼歌剧院的艺术创作和给国家带来了Land Mark 和旅游利益，但毕竟不是一个功能合格的歌剧院。北京话叫：“中看不中用”。所以，他支持澳大利亚文化部重新再建一座歌剧院。
下面是我在上周香港《亚洲周刊》发表的文章的一段：
“自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权被安得卤不明不白地“拿走”之后，中国建筑市场刮起了一阵狂风，大家一窝蜂地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视觉刺激”，以为“另类”、新颖就是美了。周总理不愧为一位大政治家，他曾说中国的建筑要:“经济、实用，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补充：即使中国比以前有钱多了，到现在，尽管可以将“在可能条件下注意”几个字去掉，但也仍然是：“经济、实用，美观”）大家要知道：20多年来，西方国家的建筑已经转为崇尚朴实大方、亲切和 “Back to Basic”（即回到重视基本功能）的方向，其实这就很符合中国艺术哲学的“大言稀声”、“大美无形”的理念”。
请大家不要忘记——现代建筑（包括后现代）的金科玉律是：“Form Follows Function”（型随功能而生”）。时装表演的服装毕竟不能穿来上班啊！”
该文章附在电子邮件中，也一并给您发来。我是彭大将军那个地方的人（但不是亲戚），吃辣椒长大的。请恕我的坦率直言。
Best Regards!
Prof. Alfred Peng (Pei-Gen)
2004年6月20日
国家大剧院贿赂疑云
早报驻京记者 路北
戴高乐机场出人意料地塌了。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这一事件激起的尘土在北京上空积聚成了国家大剧院的贿赂疑云。
行贿风波
5月29日的法国各大报纸都同时刊登了一位巴黎机场内部工作人员发来的匿名信，信中指称为了拿到中国国家大剧院的项目，设计师安德鲁所在的巴黎机场公司于 1998年4月同一家叫Sodefinance的英国公司签了一份合作协议，由这家公司出面斡旋，帮助巴黎机场公司中标，同时负责从签约到建筑计划实施的一揽子业务。据披露，Sodefinance请了一个中国女商人居间活动，做中国方面的工作，为双方牵线搭桥。而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女性，圈内人并不直呼姓名，而是以代号“RZB”称之。
这位被称为“RZB”的女人在国内的建筑学圈内小有名气，她的真实名字是张茹凌。在国家大剧院项目方案确定阶段，她经常出现于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规划设计院等地，建筑学圈内的许多行家都认识她。
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党委书记王争鸣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认识张茹凌，但他否认张曾经对业主委员会进行过公关工作。
根据他的说法，张茹凌是英国Sodefinance公司的代表，由于这家公司和巴黎机场设计公司（以下简称ADP）是长期伙伴关系，所以业主委员会一直将张作为安德鲁身边的工作人员。他同时还说，在这样一个国际竞赛中，公关是不允许出现的。
在这封匿名信中，举报人称，作为回报，Sodefinance本该获得项目所得的8%。但1999年6月，双方修改了协议，将比例增加到11%，后来又再次水涨船高。据安德鲁的一位助手证实，至是年11月，这一比例已提升至15.44%。一个月后，经巴黎机场总裁批准，Sodfinance和“RZB”拿到手的好处费总共为910万法郎(合计现在的139万欧元)。对此，王争鸣认为这是法国公司内部的矛盾，与中方无关。
据记者查到的Sodfinance公司的资料显示，该公司在巴黎的联络人正是王茹凌。
评委的选举标准是什么？
尽管业主委员会完全否认了国家大剧院施工方案竞赛中存在贿赂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工程从始至终存在的几个疑点却至今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这些疑点在沉寂四年后重又浮出水面。
2000年6月10日，在国家大剧院方案通过将近一年以后，49位两院院士上书党中央，要求重新审议国家大剧院的建设问题。这些院士在信中说道：“我们知道法国方案已为中常委通过，但那是在操办人（指业主委员会）片面地注重外型，用空洞、浮夸的辞藻代替科学的分析、必不可少的经济估算，假借“大多数人赞赏 “的名义，误导中常委的结果。”这其中包括了自始至终参与评审的主任评委吴良镛院士。
根据业主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国际竞赛方案集》（以下简称方案集）一书的内容，国家大剧院共经过了两轮竞赛和第二轮后的三次修改最后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轮竞赛的评委各不相同。在前两轮竞赛结束后，业主委员会又组织了三次修改，这一次的专家组中，反对安德鲁方案的四名院士，除吴良镛作为我国建筑学界的泰斗，仍然担任专家一组的组长外，张锦秋、周干峙和傅熹年均榜上无名。而另一名两院院士，东南大学的齐康教授仍然留在专家组之中，齐 1997年（？）刚被评为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一直对安德鲁的方案持支持态度。清华大学彭培根教授对《东方早报》指出，齐康还在评选期间，带着一群研究生赴法国，帮助安德鲁完善图纸（“优化设计”）。“这显然存在着利益冲突”违反职业。
竞赛方案一直在变
据《建筑意》杂志主编萧默介绍，从西方19世纪中叶开始，逐渐普及于世界，重要的建筑方案的产生越来越经常采取设计竞标方式，已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前后一贯的不容许例外的竞赛规则。
但是，国家大剧院的竞赛规则却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文件附件中》，竞赛主办方对剧院的城市设计要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1、应在建筑的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及东侧的人民大会堂相协调。2、在建筑处理方面需突出自身的特色和文化氛围，使其成为首都北京跨世纪的标志建筑。3、建筑风格应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
据萧默介绍，主办方另有一个关于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要求，这一点，安德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到了：“我也曾按照业主委员会当初对设计方案的要求：‘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个中国的剧院；一看就是天安门旁边的剧院’来做我的设计，但是苦苦地被禁锢住了，设计出来的东西很不满意。后来我明白了，思路要打开，不能受字面的限制。”
令人不解的是，主办方的规则之后又发生了变化，萧默说：“到了修改阶段，业主委员会的规定变成了首先要现代化，其次是中国人民喜爱，最后是与天安门广场协调的‘新三条’（是什么？）。”
“巨蛋”方案诞生后，包括竞赛第一轮评委吴良镛和加拿大建筑大师埃里克森都对这一方案的协调性提出质疑。埃里克森更是以“尸衣”来形容这一建筑，此后，“坟堆”等称号陆续出现。
但是，安德鲁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从建筑学意义上讲，我觉得大剧院将和人民大会堂形成一种古典的抒情性的对应结构，即反向的冲突。”而业主委员会的官员也认为这是与周围建筑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和谐”。
到底民主了吗？
审美观因人而异，本也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在于，这么重要的项目是不是在一个充分民主的过程中选出他的中标方案？
王争鸣对于国家大剧院的民主招标颇有信心。他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建筑设计国际招标，在国内是第一次。在方案评审中，我们真正发扬了民主，不但公开展出了第一轮设计方案，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