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河南武陟乔庙千村人，现在乌鲁木齐新市区工作。希望我童年、少年的同学和朋友能够和我联系。0991：825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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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海江，汉族，祖籍河南武陟乔庙千村，中共党员，政治工作大专学历。1987年由天山区应征入伍，先后在新疆军区后勤部第31分部683库、新疆军区后勤部通信营一连服役，任仓库保管员、文书兼军械员；1990年4月复员后被分到新疆丰收电厂工作，先后任汽机检修工、党办组织干事兼武装干事；1993年11月调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武装部政工科任政工干事；1995年3月被借调乌鲁木齐军分区政治部任兼职新闻干事；1997年3月由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武装部调新市区政府办公室任文字秘书；1999年3月调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从事新闻报道工作；2001年3月调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二工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从事物业工作；2003年7月调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建设局从事文字工作。新闻写作嗜好者，自1993年以来，先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属新闻单位刊发各类新闻稿件845篇；先后2次被新疆日报评为优秀通讯员、3次被新疆经济报评为优秀通讯员、2次被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评为优秀通讯员，5次被乌鲁木齐晚报评为优秀通讯员；新闻作品《把一生交给党》获兰州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军魂杯”征文好新闻；《老八路的绿色梦》获工人时报“文明颂”征文好新闻；《亚副书记和他远在乡间的亲人们》，获乌鲁木齐市委宣传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征文优秀奖。

父亲的照片
●千海江
父亲一生只照过两次像，并且也只留下了两张照片，一张半身照和一张全身照。半身照是他20多岁时在焦作的一个国营农场工作时照的，全身照则是他30 多岁时和我的奶奶、母亲、姐姐4人照的“全家福”。据母亲说，这张“全家福”是因为叔叔才照的。那年，叔叔在广州某部当海军，因为想家，写信催要照片，于是，父亲、母亲、奶奶、姐姐便合照了这张“全家福”。当时因为家里没钱，父亲是事先挑了两筐萝卜到集上卖，用所得到的钱照得像。在那个年代，照相对于家乡贫穷的农民来说要算是很奢侈的事情。
遗憾的是，父亲的那张半身照让我给遗失了；而那张“全家福”照片二哥保存时又不慎让雨水淋湿，后来掉色，奶奶、母亲、姐姐的形象都不明显了，惟独父亲的形象比较明显，虽明显也只是相对而言，如果在微机上放大，就会发现父亲形象的脸部的颜色也掉得斑斑驳驳，仅仅能看清轮廓，但已算是很清楚了。
父亲生前谁也没有想到要保存他的照片，他去世后，我们才想到要保存他的照片，无奈已经太晚了。在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由于我们家里异常贫穷，作为世代靠土地为生的父亲当然没有照相这个闲情逸致，除非是非照不可了。
父亲去世的太早了。父亲是1983年去世的，终年53 岁。我们家的生活条件也就是从当时才开始好转的，不幸的是父亲却悄无声息地离我们而去了。当年，我便离开家乡，投奔远在新疆的姨母来了。
在离开故乡20 年的时光里，我无时不可地都在惦记着父亲的照片，因为我童年在故乡时就知道父亲有两张照片，料想肯定有人保存。事实上，父亲的两张照片保存是保存下来了，但是没有一张是完好的。然而，当我见到这两张残缺不全的照片时也已到了1997 年。这年，二哥和母亲来新疆看我，闲谈中，我提及了父亲的那两张照片，使人感到惊异的是，二哥跟我想到了一块儿了，他当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从里面抖落出来两张发黄的两张照片，这便是我朝暮惦记已久的父亲的照片，遗憾的是那张半身照片的关键部位，也就是父亲的一个眼角的颜色掉完了。另一张照片，即那张“全家福”，在我的印象当中，照片的前排，是奶奶坐在一个高凳上，我四、五岁的姐姐交叉着腿，倚靠在奶奶的身上，后排左侧站着母亲，右侧站着父亲，而时至今日，在这张“全家福”上，奶奶、母亲及我姐姐的形象，还有那身后的布景的颜色都掉光了，只留下了父亲还只是大半身的形象。在我唏嘘感叹之余，还是跟二哥商量着如何加工或翻拍父亲的这张照片 。
父亲去世时，我已经10 几岁了，因此我对父亲30 多岁时和家人照的“全家福”时的形象是比较认可的，因为父亲去世时是53岁，父亲30多岁时的样子和他53岁时的样子变化不大。而父亲那张半身照片是他20 多岁年时照的，显得很年轻，当时我还没出生，所以对父亲的这张照片感到很陌生，于是便和二哥决定加工父亲在“全家福”上的那张照片。为了加工这张照片，我可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为何要加工父亲的照片，还真有一些原因呢！爷爷和奶奶便一生中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好在奶奶去世时我已五、六岁，奶奶的形象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而爷爷去世时我还没出生，爷爷在我的心目中一点形象也没有，使我终身感到遗憾。我之所以加工父亲仅存的照片，就是不愿意让他的孙辈们连他是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据母亲说，我二哥的长子鹏飞刚懂事时问他的爸爸说人家都有爷爷我为啥没有爷爷，二哥不能自圆其说，于是便将他带到父亲的坟前，用手指着坟墓说这就是你的爷爷。
二哥说父亲留下的照片实在是太不清楚了，所以一直没有拿出来给子女们看，惟恐破坏父亲在后辈们心目中的形象。我听后心里很是不舒服，决定一定要加工出来这张照片。
一天，我和二哥来到在乌鲁木齐市新华南路附近开照相馆的朋友那里,将父亲的那张被雨水淋过的照片拿出来给朋友看，他无奈地摇摇头说翻拍不出来了，当时我顿然感到头顶上象被谁浇了一盆凉水。不过，他建议我到北门附近找个会画像的照此画一张，然后再翻拍.。在朋友的指点下，我和二哥来到北门，找到了一个专门画遗像的老先生，付了120元钱，让他照父亲的那张照片画了一张。父亲本来是很瘦削的形象，他却画的比较胖。天快黑了，看着老先生涂涂抹抹的，将近两个小时，老先生的眼睛不好使，他不时用一面玻璃放大镜照着父亲这张二寸宽的合影照上的指甲盖大小的形象，我很难为情，只好就此算完工。此后，我将这价值120元的并不满意的画像让朋友以每张6元的价格进行了翻拍，然后让二哥将翻拍的四张父亲的照片带回了家乡。在二哥回家乡之前，我给他说，日后有时间，再找地方加工父亲的照片。
转瞬到了2002年，因为先前我对那老先生所画得父亲的画像并不十分满意，所以我决定再试图找人进行加工。听说五一商场有电脑加工照片的，我找到后，人家说50元一张，我说无所谓，只要加工好，怎料出来后一点都不清晰，根本无法翻拍。后又听说新疆饭店附近有个照相馆能加工照片，我找到后，看到加工照片的是一位大约有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她用铅笔在父亲的这张不太太清楚的照片上描了几下，说不敢保证加工好。当时我这样想，诺大的乌鲁木齐难道就没有一家照相馆能加工好这张照片的？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又来到了新疆日报社图片社，将所要加工的照片递上去，人家说一个星期后来取。一个星期后，我前去取照片，不料人家说不好加工 ，并将预付的50元钱及所要加工的照片原样归还给我。回到家后，我很不甘心。又是一个星期过后，在铁路局附近的一家名字叫做“红绿蓝”摄影部的推荐下，我来到了地处南门附近的“红绿蓝”摄影部分部，一位三十多岁的先生在电脑上精心画描，不多时，父亲的形象出来了，虽仍不十分理想，但比先前加工出来的好多了。这样，在表示感谢之后，我即可付了50元的照片加工费，将这位先生加工出来的父亲的照片带回了家。此后，我将父亲的这张照片让人翻拍了五张。经过加工并翻拍后的父亲巴掌大的照片，终于了却了我多少年的心愿。
2002年5月，我回到了阔别了19年的故乡，给故乡的亲人带去了多少年没有见过的父亲的照片，使父亲真实的形象永远留在从未见过父亲的后辈们的心中。

通联地址：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8号新市区建设局
邮　　编：830011电　　话 ：3844707（办）8253758

家 事
●千海江
爷爷1942年是因身患严重肺病去世的，终年59岁．据母亲回忆说，在爷爷去世的两年前，即1940年，她和父亲结的婚，当时父亲21岁，母亲17岁。
爷爷没有患病之前，父亲在焦作市郊的一家国营农场工作．爷爷患病后，叔叔年龄还小且还在上学，奶奶负担过重，父亲不得不辞去工作，回家种地。爷爷去世后，父亲便成了全家人的“顶梁柱”。父亲那年23岁，叔叔才16岁。父亲生于1930年11月24日，叔叔生于1936年11月30日，父亲比叔叔大6岁。这样，家里最早的家庭成员即：奶奶、父亲、母亲、叔叔4人．
爷爷生前给父亲、母亲 、叔叔、奶奶留下了3间烂瓦房和两间土坯垒得烂草房。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自从他离开焦作市郊那家国营农场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出去工作，家庭责任的重担永远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爷爷生前给父亲、母亲 、叔叔、奶奶留下了3间烂瓦房和两间土坯垒得烂草房。家乡人习惯将背靠北方的房子称为堂屋，将背靠东方的称为东屋。所谓瓦房，就是部分砖和土坯砌成四周围墙，顶蓬全部由瓦铺设。所谓土房，就是四周围墙全部由土坯或泥巴构成，顶蓬全部由高粱秸或草编成的笆子蒙盖.笆子上面上了一层泥巴，或厚或薄，很不均匀，所上泥巴一年至少得重新上一次，否则遇到雨天很容易漏水。父母婚后就一直住在那两间土坯房里，姐姐便是在这两间土坯房里出生的。那3间烂瓦房里住着当年年逾五旬的奶奶和16岁的叔叔。
据母亲说，爷爷去世后，奶奶和叔叔住得那两间烂瓦房后坡开始坍塌，父亲和母亲住得那两间土坯也倒塌了。这样，父亲便和全家人一起动手，将后坡开始坍塌的烂瓦房重新维修了一下，并在烂瓦房东边接盖了两间土坯房。此后，父母居住的那两间被称为东屋的土坯房完全倒塌了，父母就搬进了新接盖的两间土坯房里。这一年，姐姐才一岁多一点。此后的几年间，大哥、二哥先后在这两间土坯房里出生。
一天晚上，人刚睡下，土坯房后坡突然塌了个大窟窿，全家人十分害怕和紧张，天还不停地下着雨。
在二哥一岁多的那年秋天，由于连续几天下雨，待雨停后，姐姐和大哥出去玩耍，半晌回家推不开门。当时母亲下地参加生产劳动，父亲在生产队的饲养室当饲养员。大哥和姐姐跑步下地找母亲，适逢母亲收工回来，母亲问咋啦!大哥和姐姐说推不开门了。母亲赶回家一推门，才发现土坯房中间塌了个大窟窿，落下的泥土将门顶住了。据大哥回忆说:那年秋天，天气十分阴暗，一连下了几天的雨。一天晚上，人刚睡下，土坯房后坡突然塌了个大窟窿，全家人十分害怕和紧张，天还不停地下着雨。
房子塌了个大窟窿，实在没办法再住下去了。好在父亲当时在生产队的饲养室里当饲养员。没有办法，全家人只好搬进了生产队的饲养室里居住。晚上，父亲和大哥就睡在给牛马放干草的草池里；母亲、姐姐及年仅一岁的二哥3人睡在一张小床上。
父亲计划盖三间西屋.这样，全家人便开始起五更爬半夜地准备材料。
父亲打算将塌了的两间土坯房再维修一下再搬进去居住，母亲却为那一下雨就漏水的土坯房伤透了心，不愿再搬进去，便和父亲商量着再盖新房子。于是，父亲计划盖三间西屋.这样，全家人便开始起五更爬半夜地准备材料。盖三间西屋需要3000块砖，因为家里没钱，买3000块砖都成问题。
听说北邻居小常的舅舅在邻村马村开了个砖瓦窑。小常的姐姐不能生育，要了别人的一个小女孩儿做养女。小女孩儿正处于哺乳期，却没有奶吃。二哥还没有断奶，母亲便经常丢下二哥到小常的姐姐家，为她收养的小女孩儿喂奶，试图通过这种邻里亲情关系，让小常的姐姐给其舅舅说说，能够便宜一点卖给我们家3000块砖。母亲的苦心没有白费，我们家终于用很有限的钱买到了人家3000块砖。现在，母亲每提起这件事就伤心地掉眼泪。
这座西屋共有三间，四个墙角垛子及墙根脚全部由砖砌成，另加门窗框，其余部分全是由泥巴垛成。房子的顶蓬则是用棉花秸编成的笆子，笆子蒙盖在根根很细的木椽上，笆子上再上一层泥巴，泥巴上再上一层瓦，房子就盖成了。这座房子成了当时我们家最漂亮的房子。不久，我们全家人便从生产队的饲养室搬进了新房子里。几年后，我便在这座房子里出生了。
奶奶也是个苦命人，在搬进父亲为她盖的泥巴草房一年后就不幸患病去世了。
1943年底，18岁的叔叔应征入伍到了广州某部当海军，留下了奶奶一人在那三间烂瓦房里居住。
3年后，叔叔当兵复员，没有几年，叔叔就结了婚，和婶婶住在了那三间烂瓦房里。
有一天，家住郭庵的老姨，也就是父亲的姨妈来我们家，和奶奶拉家常时言不由衷:“你看!人家都有房子住了，就你没有，是只鸽子也的有个窝”。这话让父亲给知道了，父亲就计划着给奶奶盖房子。
父亲和叔叔弟兄两人，父亲这样认为，作为家的“老大”，他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此时，姐姐已经十三、四岁，并且能帮父亲干活儿了，于是就帮父亲推车拉土垛墙。
家乡土地少，所以别小看一车土,也不是谁想在哪拉就在哪拉的.没有地方拉,父亲就到庄稼地的排水沟里挖,东一车西一车地找着拉.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父亲的努力,在挨着我们家西屋北窗的右侧，地方虽然不大，父亲却硬是用泥巴垛起来两间草房.所谓草房,就是用高粱秸、麦秸蒙盖顶棚,然后再用草和泥和成泥巴整个在上面抹一层,这样,两间草房就盖好了。两间草房盖好后，父亲便从中间隔开，分成两间,并各面朝南面开了个门,左间成了我们家的厨房，右间成了奶奶的住房。
不久，奶奶就从和叔叔、婶婶一起居住的那三间烂瓦房里搬进了这间草房。父亲大叔叔6岁，父亲作为老大,在盖子问题上从未让叔叔操过心，充分体现了一个当老大的作风。
奶奶也是个苦命人，在搬进父亲为她盖的泥巴草房一年后就不幸患病去世了。据母亲说，奶奶患得是食道癌。遗憾的是奶奶和爷爷一样，平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但是不同的是，奶奶去世时我已经四、五岁了，已经懂事，奶奶生前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而爷爷却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个空白。爷爷去世时，我还没有出生。
17岁的姐姐去邸塥为生产队出工挖排涝河回来，说腿疼，后经医院检查，患得是骨髓炎。
姐姐只上了两年学，就辍学在家开始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儿了。
1970年的一天，17岁的姐姐去邸塥为生产队出工挖排涝河回来，说腿疼，后经医院检查，患得是骨髓炎。这在当时来说是个很厉害的病，如果治不好，就要将患病的那条腿锯掉。姐姐的患病，对于我们这个在风雨中飘摇的贫困农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姐姐患病后，父亲起先是带她坐火车到郑州市的一家医院看病，医院诊断为骨髓炎，但是父亲、母亲不相信这是真的，结果又通过街坊邻居的关系，被介绍到汲县的一家医院，再通过拍片诊断，结果还是骨髓炎，这样，父母才不得不相信姐姐的确患得是骨髓炎，这个让我们全家人都难以接受的现实。
不久，姐姐的病腿便开始了浮肿，并不时拌着疼痛，父亲就用小平板车拉着她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木城镇医院做了手术。不知是由于当时县城的医疗条件差还是医生的水平低，手术后姐姐的病腿还是疼，后来发现是一些恶化的碎骨没有清除干净。此后，父亲又用小平板车拉着姐姐到几十公里外的焦作市的一家医院治病。我们家乡离焦作几十公里，现在看来都十分的遥远，父亲来回都是徒步拉着小平板车接送姐姐去的，对于身体瘦弱的父亲来说，可谓吃尽了苦头。其间，弟弟还未满周岁，母亲顾不了我，就将我送到了姥姥家里，让小姨照管我，好在小时侯我胆子很小，比较听话。有时小姨有事要出去，就给我一块馍，让我坐到门口的石头墩上等她回家。
姐姐治病需要用钱，家里没钱，母亲就到家住王庄的大姨妈家借钱。大姨妈家里当时也不富裕，经过七拼八凑才筹出了20元钱。钱还不够，母亲就抱着嗷嗷哭叫的弟弟徒步到离大姨妈家不远的新城集市上赶集，将父亲和她平时不穿的衣服在集上卖掉，又筹了20元钱。据母亲说，当时姐姐每次治疗手术费是100元，先后几次动手术的手术费真不知父母是如何筹集的。
动手术后姐姐的病腿好长一段时间仍不消肿，听说吃四环素能消肿，远在西部边陲乌鲁木齐市工作的舅舅知道了，便从遥远的乌鲁木齐寄来了4瓶“四环素”药片，为此，我们全家人感动了好几天。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几乎父亲是经常拉着小平车到很远的地方为姐姐治病。
父亲先后拉着小平车徒步到焦作为姐姐治病3次，住院治疗一个多月。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几乎父亲是经常拉着小平车到很远的地方为姐姐治病的。记忆中往往是家人都睡了，父亲才拉着小平车上的姐姐回来。当然，每次回来后，我都能听到屋外父母亲隐隐约约的说话声。我每次都这样想：这次回来，父亲和姐姐就再也不要出去了。
父亲每次用小平板车拉着姐姐去看病，母亲都事先炕好一些饼子用布袋子装上，以备父亲和姐姐在路上吃。在路上，父亲和姐姐饿了就吃口干饼子；渴了，就近在路边的老乡家喝口水。每次父亲拉着姐姐看病回来，都带来了他们在路上吃剩下的干饼子，我都要争着去吃。不知为什么，当时我觉得父亲和姐姐吃剩下的这些饼子是那样的香甜。
现在我才知道，从我们家乡到焦作当时没有像现在的有高速公路，可以走捷径，那时要绕道而行，来回至少有90公里的路程，父亲每次都是在太阳初升时拉着姐姐起程，到太阳西沉的时候才抵达地处焦作市北郊的医院。
几十年前我们家乡的土路比较多，遇到刮风下雨土路变得泥泞不堪，人车难行，父亲拉着小平板车上坐着的姐姐去看病，行路之难可想而知。
另据二哥回忆，那时我们家烧的煤，也就是像现在的一些火力发电厂澄水池里挖出来的煤泥，家乡人称它为“烟子灰”，就是父亲徒步几十公里用小平板车一车车拉回来的。因为这些烟子灰价格比较便宜，五角钱一车，一辆小平板车尽量装。这种烟子灰被风吹干得象沙子一样，很不好装，哪个地方稍微有点漏洞，烟子灰就会流泻掉。因此，父亲每次装时都是用高粱席或草毡子将小平板车周围围成一圈，用几根小木棍撑着，这样可以将小平板车装满并多装一点，因为来回几十公里，拉一次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多拉一点就可以省得来回跑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是比较贫穷的，但由于父亲的淳朴、憨厚、实诚，能干，家里的生活基本上还算过得去，因为先辈没有流下值钱的遗产，家里全靠挣工分过日子，而仅父亲一个劳动力，我们弟兄几个上学，姐姐又患腿病，家里又要盖房，方方面面都要用钱，使得家里经济条件日趋拮据，以至于紧巴到烧五角钱一车的烟子灰。
父亲在他五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不知道徒步到焦作去了几趟，这连母亲也说不清楚。
姐姐患骨髓炎那年是17岁，一直到25岁，她的骨髓炎病才彻底治愈，时间跨度为9年。腿病治好两年后，姐姐就同离我们村不远的杨村的一位普通农民结婚了。9年的时间，我们家为治姐姐的腿病花了多少钱，除了父亲外，别人谁也不知道。据母亲说，当时为了让姐姐手术后腿长骨头，吃不上鸡蛋就吃鸡蛋皮。其方法是用一个碾中药的槽子，将鸡蛋皮烤干后，在这个槽子里碾碎成粉，然后掺到面粉里，烙成薄薄的煎饼让姐姐吃。姐姐的腿病治好后，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笼罩在我们全家人头上9年之久的隐影终于散了。从此，我们家里的日子趋于平稳，我们弟兄几个也渐渐大了起来。
提起大食堂吃的饭，母亲说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因为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
大哥生于1958年，母亲说我大哥是在我们家三间破瓦房里出生的。1959年，全国农村推行大食堂政策，我们家乡也不例外，但家乡人的生活却是苦不堪言，因此大哥的童年是在及其艰难的环境中渡过的。
所谓大食堂，就是全生产队将每家每户的锅都搜集到一起，劳动之余，全队的社员都集中在一块同吃一口锅里的饭，因此，大食堂也叫大锅饭。当时，很多人对这种形式感到不满意，但谁也不敢说个不对，都知道是上面的政策。在当时，谁敢违反上面的政策就是反革命，只能执行而不能违背。
在全队上下都在收交锅碗瓢勺的同时，奶奶动了个心眼儿，将一口小锅偷偷地藏了起来，以备在家给刚刚一岁的大哥烧口水喝或做点吃的。这一天，她抱大哥出去玩耍时间过长忘了关门，恰巧又遇到生产队里派人挨家挨户地搜锅，结果被搜走了。当时，在家带小孩儿的老人是不下地干活儿的。吃饭时，是谁家的老人没吃饭，就由谁给自家的老人带饭吃。不管老人年龄大小，每顿饭是一个窝头和一勺苞谷粥。在实行大锅饭两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帮大食堂做饭，姐姐在托儿所被托管，奶奶在家里带大哥,母亲作为劳动力下地参加生产劳动。
提起大食堂吃的饭，母亲说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因为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据母亲说，每当开饭时人人都可领到两个窝窝头。但窝窝头也有它的不同之处，秋天吃的窝窝头是用红薯叶、白菜叶、胡萝卜叶、白萝卜叶掺在一起，再拌点面粉做的；春天吃的窝窝头则是用榆树叶、槐树叶掺在一起，再拌点面粉做的。窝窝头所拌的面粉很独特，不象现在人们食用的面粉，是小麦或玉米加工的。在那个年代，做窝窝头的面粉大概有这么几种东西加工而成，譬如，将玉米杆芯、河里挖出在太阳下晒干的蒲根及锅里炒焦的花生皮用石碾碾成粉，再掺上碾碎的榆树皮粉，加上水，合上各类菜叶，做成一个个窝窝头。现在的人谁也不会想到那年代做馍馍工序怎么会如此复杂!
真难想象，这种窝窝头吃到嘴里会是什么味道，但是，那时我们的家乡人就是吃的这个东西，给现在的年轻人说起这事，没有几个会相信。好在当时我还没有出生，所以没有吃过,不知道其中味道。现在每当母亲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时，我就将上世纪70年代初期吃过柳树叶、芝麻叶、小麦苗、榆树叶讲给母亲听，母亲总是说那还算是好的。在“大食堂”时期根本吃不上这些东西。榆树皮都被剥光了，因此一到冬天，很多榆树就都因没有皮而活活死掉了。我想,“大食堂”所吃的窝窝头绝对不会太好吃，但是，在那个年代，你不吃又有什么办法，你如果不吃就会被饿死。
“大食堂”结束后，母亲抱着长兄和家住杨洼的姑奶坐火车到西平县境内去要饭。
“大食堂”推行了两年半以后，实在是推行不下去了，于是，在这一年农历的二、三月份，队上的领导终于说“谁想散伙的就散伙回家”，但竟然还有不愿意回家的，但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愿意回家自己做着吃。因此，少数服从多数，“大食堂”历史从此结束了。
“大食堂”的历史结束后，队上每家每户每人一天四两面粉分了下来。纵然如此，日子还是难过，母亲就给奶奶说: “面粉分下来了,你们都在家吃吧,我去要饭去!”这样,父亲、奶奶和姐姐就留在了家里。
母亲抱着长兄,带了些旧衣裳,就和家住杨洼的姑奶奶坐火车到西平县境内去要饭。
晚上,没有地方住,就住在一个老乡家的磨房.这家房东老大娘好心地对姑奶奶说: “你们晚上睡觉将门用木棍顶上,不要让外人进来欺负你们!”第二天天一亮,姑奶奶和怀抱长兄的母亲又要去要饭,好心的房东老大娘见母亲抱着小孩,很是同情,执意让母亲抱着长兄到人家屋里去,房东大娘将熬好的面汤端出来让长兄喝。
要了10天的饭,对于母亲来说收获却很大,除了吃百家的玉米粥和红薯粥维持了生命外,她还用事先带去的两对胶鞋换了人家12斤绿豆,讨了用衣服包裹的一包红薯片.在路上,母亲因拿东西多,又怀抱长兄,走不动路,幸亏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好心人,人家推着自行车,自行车上驮着母亲和姑奶奶的东西,硬是将姑奶奶和母亲送到了火车站。回到家后,母亲抱着长兄又到广武县境内拾烂红薯,拾了一大包,晚上在一个老乡家的小厨房过的.母亲说她是在这间小厨房里半躺半坐了一夜.再回到家后,母亲将烂红薯用水泡了泡,不是太苦了,全家人便开始食用。
长兄的童年是在那非常艰苦的岁月度过的,小小的年纪就吃了不少的苦头。
母亲这次要饭回来,地里的麦子也快熟了。当年是个好收成,生产队集体收了庄稼后,除了交纳公粮以外,剩下的粮食全部都分给了社员群众。当时我们家4口人,生产队给我们家分了400多斤小麦,小麦用石磨磨成面后,全家人连同麦皮都吃了。从此,我们家的日子和众乡亲一样,开始好过一些,母亲也再也没有出去要过饭,并作为壮劳力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这一年,长兄已经4岁半了。
到了上学的年龄,长兄如愿上了学,并且学习成绩还不错,据说他的作文可以,毛笔字写得也好,但遗憾的是,长兄只上了五年的学就辍学了。辍学后,长兄也开始和父亲母亲一样下地参加生产劳动,当时他每天的劳动报酬可能是3工分。长兄的童年是在那非常艰苦的岁月中度过的,小小的年纪就吃了不少的苦头.可能是从小就由于营养不良的原因,长兄在我们兄弟几个当中个子显得较矮一点。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几乎全是穿着母亲亲手织布做得衣服过来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前,我们全家几乎没有买过布,所穿的衣服布料基本上全部是母亲用木制的织布机一梭一梭地织出来的。在当时的我们家乡,如果谁家的女人不会织布或做衣服,那便被视为不会过日子。在那时,家乡的女人一生不仅要学会洗衣做饭,收拾家务,生儿育女,伺候男人,还要学会纺花织布做衣服,否则便被外人瞧不起。因此,作为生就在家乡这片土地上的女人们来说,在她童年的时候,就要在母亲的教导下学着做各种家务,当然,也有不屈服的,但那便被视作不规矩,长大了连找婆家都成问题。母亲便是在旧中国“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铸就了她终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的性格,是一个典型的、要强的北方农家妇女形象。
至今我还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母亲纺花织布时的情景.也不知道在多少个寒冷的冬夜,母亲在屋中央支起一架纺花车,然后盘腿坐在一个用玉米包皮拧制而成的垫子上,旁边地上放置一盏燃着的、黄豆般大小火苗的煤油灯。在灰黄的煤油灯的灯光下,母亲开始纺花。她一手捏着用白棉花搓成的棉花卷儿,一手搅着缠着根根棉线的纺花车。纺花车不时发出“叽嗡叽嗡叽叽嗡”的声音。有时，我从睡梦中一觉醒来,仍能听到母亲的纺花声.我的童年就是在那不知多少个漫漫无聊的长夜中度过的。有时,当我写完作业后,实在无事可做,就坐在母亲的纺花车旁,一边看母亲纺花,一边听母亲讲那陈年老事。往往是母亲的几卷花纺完了,母亲那过去的事情还没有讲完。
那时,我们家乡好多家里都没有电灯,一到晚上,到处是一片漆黑。除了白天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之外,一般在夜里我是很少出去的,因为当时的我们家乡冬夜,四处的确是漆黑,遇到阴天,的确是伸手不见五指。家里比较贫穷,父母从来就没有给我们兄弟几个买过任何玩具。在我的童年时代,最要好的玩具要算是自制的用自行车链条做成的火药枪和用铁丝握成的弹弓之类了,但大人小孩有危险之嫌,父母是不主张我们玩这些东西.因此,不知有多少个冬夜,我都坐在母亲的纺花车旁,听母亲一遍遍讲那过去的事情。那不知有多少个冬夜是那样的寒冷,但只要一坐到母亲的纺花车旁,我就感到浑身充满了无限的温暖。
母亲一般是冬天纺花,春天织布。
我们家没有织布机,母亲大都是用邻居家的织布机.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姥姥将他们家的织布机送给了我们家。据说这架织布机是姥姥出嫁时的陪嫁品,然而,母亲没有用过几次就不用了,原因是当时的条件慢慢好了,没有人再纺花织布了。时隔19年之后,我回故乡一次,偶然在弟弟家的院子里,发现了姥姥送给我们家的这架织布机,它显然成了历史的古董了,并且完全成了一个烂木头架子,上面的零部件全都没有了,连烧火都没有地方,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将它搬到屋西头的一个旮旯里了。
母亲织出来的布全都是白色的,做衣服不能全是白色的.于是,母亲就到集上买来深蓝色或黑色的颜料染布,其办法是,烧一大盆开水,将颜料倒在水里搅匀,然后将白布放到里面进行浸泡,大概时间需要7天7夜,再将布捞出来,拧干水,搭在院子里两头扯好的铁丝上让太阳暴晒干,这蓝色或黑色的布料便成了。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几乎全是穿着母亲亲手织布做得衣服过来的。1983年我的父亲去世后,母亲就再也没有织过布。据母亲说,她至今仅剩下了一条自己亲手织布缝制而成的床单,还留在了老家。她还说,我的大嫂、二嫂在出嫁到我们家时都将娘家的一条自织布床单送给她。如今,这些床单都放姐姐家里,姐姐说等母亲回老家时,姐姐再将这些东西还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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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爷爷

　　千海江

　　 自从我懂事起，就没有见过爷爷。爷爷在我还未出生前就去世了，并且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因此，他在我的心目中没有一点形象。

　　 据母亲说，她17岁时和父亲结婚，结婚两年后，爷爷就去世了。在她的印象中，爷爷多少认得几个字，还会打算盘。此外，爷爷还有个会打水井的技术，尤其会搭架子，这在当时的三里五村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当然，正因为爷爷有门技术，家里生活还可以。

　　 1940年，我们家乡解放了，爷爷便在村里当上了“抗勤”，所谓“抗勤”，就是为解放军跑腿办事的。不久，村里便决定要分地主老财的土地或房子，给苦大仇深的穷人。世代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深知土地的重要性，爷爷当然也一样。所以，据母亲说当她和父亲定下婚约，还没有同父亲正式结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母亲还未过门，爷爷就通过关系，为母亲早先就分到了两亩土地。

　　 这次分房分地，村里可能是念爷爷干“抗勤”有功，村里决定将地主文祥的一座楼房分给爷爷和村里比较贫穷的明山所有，不料，爷爷和明山怕地主文祥若干年后翻案，因此都不敢要。村里组织各家报成分时，爷爷说：“报个贫农吧！没有要过饭；报个中农吧！没有土地；就报个下中农吧”！结果，村里就给我们家定了个下中农成分。此后，在上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在填写什么履历当中，“个人成分”一栏里，都很自豪地填上“下中农”三个字，纵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时至今日，我才实实在在地理解了下中农的意思，这是爷爷给我们全家留下的唯一的“政治遗产”。

　　 分地主文祥的楼房，爷爷不敢要，却要了人家一张床和两亩土地，这样，全家一共有五亩土地，后来，因为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这五亩土地又全部被生产队收回。当时，我们家有三间烂瓦房和两间土坯房，爷爷奶奶住在三间烂瓦房里，叔叔在广州某部当海军。母亲过门后，就和父亲住在两间土坯房里。据母亲说，她是在过门后两年爷爷去世的，母亲是1940年过的门，这样推算，爷爷去世的时间应该是1942年，活了50多岁。

　　 我是1983年来的新疆，近20年没有回过故乡。2002年，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了19年的故乡。回到故乡后，我明显看到的是：19年前在故乡时所知道的一些老人都不在人世了。这时，我心里忽然萌生出要趁此回乡机会了解一下爷爷生前的有关情况，爷爷为什么只活了50多岁？他的死因是什么？于是，我来到了本家的叔叔家，见到本家叔叔时，才发现他如今已是老态龙钟了，全然不是19年前我在故乡时的那个英气勃发的样子。此刻我才深深地认识到，岁月对于任何人都是无情。我向他询问起爷爷生前的情况，他说他当时在山西长治当长工，回来时仅见过爷爷一次面。那次见面时，他发现爷爷已是病入膏肓了。他记得最清楚的是爷爷临终前给他说这么一句话：“来顺呀！我快不行了，我们祖上历来就没有一个活过60岁的”。本家叔叔仅知道这些，很难说明爷爷的病因，但他说长生是爷爷的邻居，并曾经陪同爷爷去看过病，因此，长生对爷爷的情况知道的可能多一点。

　　 按辈分来讲，我是叫长生哥哥的，纵然他也是老态龙钟了，连走路都不太稳当。现如今他是村里家庙的看门人。我找到他后，他说出了爷爷的病因。他说，当时他的确是陪爷爷坐火车到汲县看过一次病。给爷爷医病的是个中医，医生开了些中药，叮嘱陪同前去的长生说：“回去给他好好调养调养吧！”那话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了。在看完病回去的火车上，长生说他看到爷爷无声地哭了。当然，爷爷可能心里也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很显然，他是不愿意离开人世的，因为当时他才五十多岁，实在不算太老，但是病魔太无情了。

　　 据长生说：爷爷当时患得是肺病，已是晚期，按当时的中医办法治愈已是不可能了。如果按现在的医疗条件，爷爷的病绝对会治愈的，那么，他就不会过早地去世了。这就是我的爷爷，我永远没有见过面的已回到天国半个多世纪的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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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辛苦了,我也是河南新乡人,现在也在乌鲁木齐.

我是一个普通人。那些自称为河南人的人说自己没有那么坏。我想说：河南人是中国人中的败类。我所接触的河南人确实坏。他们不顾别人的死活，想方设法害人利己。难道这还不能被称为是坏吗！我不会在与河南人打交道，我也希望河南人不要再害人了。否则，断子决孙。你们不是自称为中国人的根源吗，你们是中国的败类，而不是根源。你们这样下去，只能走向死亡！

谁侮辱河南人它就是败类！！！！！！！！！！！

我的新闻采写路

●千海江

我小时候很爱好文学，并幻想着有朝一日在文学领域里能有所建树。我很清楚地记得：不知多少次我在太阳余辉映照的墙跟下手捧着当时人们认为的名著《平原枪声》入神而连吃饭都忘到九霄云外；不知多少次我在上自习课时偷窥抽屉缝里的《苦菜花》而忘记了是在上自习课，以至老师走到了跟前还不知道；不知道多少次我将自己写出来的现在看起来幼稚而又幼稚的习作投向当时人们认为最为有名气的文学期刊《萌芽》都杳无消息。然而，幻想归幻想，最终没能成为现实。这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幻想的事物并非是通过努力都可以成为现实的。因为没有成为“文学家”什么的，所以童年的梦想在我成年后的岁月里的确是隐隐作疼了好一阵子。直到有一天，无意中写起了新闻，童年时梦想实现却又未实现给我带来的心上的隐隐痛楚才得以缓解。我做梦都未想到的是，就这么或写或歇，不知不觉竟然写了10几年，并且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随着篇篇新闻稿件的见报，自己采写的兴味也似乎愈来愈浓。但不可思议的是，愈写愈觉得不满意，愈写愈觉得自己生活的贫乏、知识的贫乏，愈希望自己在新闻写作这条道上要继续努力、继续探索、继续追求、继续实践。

谈起新闻采写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还真有那么一段经历呢！

1987年10月，我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应征入伍，来到了地处天山深处的新疆军区后勤部某综合仓库当仓库保管员。一天，我们保管队的全体官兵到山里的洞库捣库。所谓洞库就是将整个一个山体挖空作为仓库；所谓捣库，就是将所有存放的东西进行重新摆放。中间休息时，我们来到了洞库外面不远的一个哨所。在哨所的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了一本《新闻写作》。哨所的战友说，这本书是一位战友留下的，他几年前曾在这里站过哨，调走了，这本书就没人看了。下班以后，我便将这本《新闻写作》带到了驻地。

驻地地处深山，部队的文化生活极为单调。四周围山太高，没有电视接收设备，好好的电视机，收到的图像却一点也不清楚。所来的信件、报纸，部队一个星期才派车到10几公里外的一个名字叫铁尔曼的小邮电所取一次。外面发生的新闻信息，等到传到驻地，便都成了“旧闻轶事”。这样，业余时间，尤其是在晚上睡觉前的时间，如无事可做，便很难打发。队里有好几位战友没事儿都练习起了钢笔字，我则拿出了那本《新闻写作》，一页一页地很仔细地研读起来。因为没人辅导，队里知道新闻写作的战友根本就没有，所以我当时对这本书真可谓是似懂非懂。以往总认为写新闻很简单，无意中这么一细读，觉得写新闻并非那么简单，尤其是想写好，还真要下番工夫。记得写了好多，投出去的也不少，但见报的并不多，只有一篇，使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采写这篇稿子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并且也是让我决心走新闻采写道路，令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一段小插曲。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搭乘部队的一辆给牛羊拉饲草的军车到距离驻地50公里外的和静县城去理发。因为是和平时期，部队大力提倡搞农副业生产，所以我们部队不仅饲养了很多牛羊，还在山沟里开垦出了片片菜地，盖起了一座温室蔬菜大棚。牛羊冬季缺饲草，因此，在冬天来临之前，就得到驻地附近的一些牧区去拉一些，以解决冬季饲草供应不足的问题。

我乘坐的军车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才来到了和静县城。和司机约好归队的接头地点、时间后，我便下了车。我理完发并买了东西就迅速来到了和司机约好的接头地点，以便提前赶回部队，岂料等呀等，直到太阳快落山了还不见部队军车的踪影。天慢慢地黑了，赶回驻地的希望也愈来愈渺茫。路边有个饭店，那饭店的老板可能已经看我等车好长时间了。这时，他可能已揣摩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径直走到我的跟前说：“车恐怕是来不了啦，你不妨干脆在我这儿住下，管吃住，一夜5块钱”。他的一句话让我感到很感动。因为当时我理完发后，又买了件衬衣，口袋里的钱确实所剩不多，如果住正规的旅店，那钱是不够的。我记得我当时刚当兵不久，每月的津贴费是18块2角5分。向老板表示感谢之后，我便随老板来到他的店里。

晚上，我和那饭店老板同住一屋。我躺在一张比较简易的床铺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就坐起来和老板拉家常。老板是一个年纪40开外的中年人，他说他是湖北人。老板性格开朗，很随和，时间不长，我们就成了如同多年不见的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他说你虽然也是一个当兵的，但和我们驻地的当兵的不一样。我说为啥不一样？他说我们这儿的有些当兵的在驻地影响很不好。随后，他给我讲了不久前在他小饭店发生的一件事：一天，当地某部的几个纠察到他的小饭店来吃饭，饭做好了他们却不吃了，他说你们怎么这样糟蹋粮食？不料惹闹了几位纠察，继而双方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纠察竟解下腰带向他身上抽，抽完就跑，他就在后面追，几名纠察看他要追过来，就拾起小石子向他投掷，影响很不好。讲完这件事后他说，你和我们这儿的当兵的不一样。我说我们“岔子沟”（当时我们部队驻地被人们称为“岔子沟”）的当兵的见到地方老百姓爱都爱不够，哪能谈得上欺负老百姓。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岔子沟”里有时几个月都见不上一个地方老百姓，有时偶而看到一个地方老百姓，还是在“岔子沟”里放牧的蒙古族牧民，每当这时，战友们便会将其团团围住，问寒问暖，关爱不够。长时间地呆在大山沟里，条件艰苦，信息闭塞，天天是白天看大兵，晚上数星星，给人的感觉真像是与世隔绝。因此，有时在山沟里有意无意地看到了一个地方老百姓，无异于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第二天早上，我坐上和静发往巴仑台的班车，在中途驻地所处的“岔子沟”的沟口下了车。沟口离驻地还有7公里，并且设了一个哨所，平时外出回来的战友大都在此等待归队的军车搭乘。虽说沟口到部队驻地只有7公里路程，但谁也不愿意徒步行走，因为这条7公里长的路偶而走上那么一、两次还可以，如果走得次数多了，也就都不想走了。这条路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驻地部队官兵开出来的，沿着山腰，曲曲弯弯，很窄，有些地方仅能过去一辆汽车，路的一侧是流水长年不息的长满野树的小河。有时在这条路上行走沿途是一个人也碰不到的，很是无聊，如果有人结伴而行还可以。还有一个不想行走的原因是，这条路的落差每处都很大，不是大上坡，就是大下坡，很是陡峭。

我在沟口哨所一直等到外出办事归队的军车，才坐上回到我们通常都称之为“库区”的部队驻地。我们同队的战友们，只要谁外出几天回来，心情都会激动上好几天，我当然也一样。

当天晚上，我心情非常愉快。晚饭后，我便并静静地坐在桌前梳理着我的思路，根据和静县城那家饭店的老板给我反映的当地部队纠察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写了一篇题为《如此纠察》的稿子投向了社址地处甘肃兰州的兰州军区机关报《人民军队报》。此后我就等呀等，好长时间没有动静，当然,我投出去的稿子唯有我一个人知道，其他战友们谁也不知道。在我对这篇稿子完全感到没有希望时，奇迹出现了，从库尔勒办事的战友回来带回了我的这篇稿子已经在《人民军队报》上见报的消息，他们在库尔勒兄弟部队已经收到的《人民军队报》上看到了我写的这个东西。我们部队也订有《人民军队报》，但比外面都要晚上那么一、两个星期，转眼15年过去了，不知道如今是否还是这样。

一段时间后，我终于看到了这篇稿子，被刊发在《人民军队报》的“读者来信”版面的“现场直录”栏目，除了内容和我写得一样，标题完全不是我所写，经过了编辑的精心处理，给人感觉面目很新。见报后的稿子题目是这样的《吃面条拒付钱 打店主 无理取闹》。此后的一天上午，我吃过饭从食堂出来，看见了时任我们部队政治处的薛正平干事。他说待会儿你到我办公室去一下。时间不长，我便来到薛干事的办公室。见到我来，他很是热情地说，听说你在《人民军队报》上发稿啦，给你发个纪念品，说着他递给我一个巴掌大的包皮的笔记本。打开笔记本扉页，扉页上用钢笔字写了这么一句话：恭贺千海江同志首次在《人民军队报》上刊稿。落款是新疆军区后勤部某综合仓库政治处，时间大概是1989年5月，不很确切，但这在我一生中是难以忘怀的。小小的一个笔记本，当时可见对我的鼓励有多大，因为它毕竟是我新闻采写道路上的第一次所得到的馈赠品，心里当然也是别提有多高兴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部队政治处的薛正平干事又一次将我叫到办公室。这次是政治处的王健主任找我谈话说，最近分部要在库尔勒中心兵站举办一次新闻报道培训班，我们决定派你去，去了以后要好好学习。我问什么时间去，王主任说明天就出发。这恐怕是自从我到岔子沟当兵后最为高兴的事情了。兴奋的心情使得我一晚上没有睡好觉。天一亮，我就搭了辆部队外出的便车来到了和静县城，在和静县城换乘和静直达焉耆的班车，到达焉耆后，我又改乘焉耆直达库尔勒的班车，才于下午来到了库尔勒中心兵站。

担任我们这次培训办教官的是一位很年轻的军官，名字叫宋军峰，当时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驻库尔勒第某分部的宣传科的新闻干事。后来，我在新疆军区家属院门口遇到过他，才知道他已调到新疆军区政治部，其间，不断在《乌鲁木齐晚报》上的副刊“天山”栏目看到他刊发的比较精美的散文。再后来，又听说他又调到北京海军总政治部去了，此后就再也无从知道他的音讯，直到今天。这次参加新闻报道培训班不仅是我走新闻采写道路的第一次，也是我人生中参加各种培训班的第一次。遗憾的是也不知道是由于对库尔勒水土不服，还是由于天气炎热的什么原因，在上课时老打瞌睡。为使自己听课时不打瞌睡，我坐在了培训班的第一排，结果还是打瞌睡。于是，每当打瞌睡时，我就用一只手掐另一只手的手背，但脑子里还是朦朦胧胧的一片。因此，纵然教官讲得很好，我仍听得似是而非。但教官的一句话却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说，同志们，只要你一旦走到这（新闻采写）条路上，你这一生将会和它结下不解之缘。果真，15年过去了，新闻采写对于我来说仍然是如痴如醉。似乎人世间一些真善美，假恶丑的东西，如果不写出来就会感觉到不舒服。让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嗜好竟成了影响我一生命运好坏的尺码。不要说现在还是将来，哪个人脸上不愿意贴金？新闻报道这个行档，稍不注意，就把人给得罪了。纵然，新闻发挥的是舆论、监督、批评的作用，但还真有那么一部分人，他认为你的舆论、监督、批评就是不正确，就是错误的，你又有什么办法？尤其对于像我一样的业余“新闻工作者”来说，谁又会主动站出来为你据理力争？不要说多，哪怕是一、两篇这样的报道，就足够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确实也领教过，但它丝豪没有动摇过我终生“弘扬正气，扬长避短”新闻采写的信心和勇气。这不仅是我这个人的秉性所决定的，也是我敢说真话，如果不说真话就感到心里不舒服的感觉所决定的。

这次参加新闻报道培训的时间为一个星期，转眼间就结束了。

1989年6月，我从“岔子沟”调到了地处乌鲁木齐市北山坡的新疆军区后勤部通信营一连任文书兼军械员。平时除了出板报、填写档案、召集会议外，有很多时间可以抄抄写写。连部订了几张报纸，每天来得都很及时，所反映的新闻事件真实而又亲切，看着看着，自己便跃跃欲试，一连写了好几篇“新闻”作品。提起来还有点可笑，我写新闻的事情让一位名字叫陈鹏的战友知道了。一天，他来到连部跟我说，他爷爷在离我们部队不远的一家报社门口看自行车，因为报社的人每天出出进进，他基本上都认识。他的意思是我可以将我写的稿子给他，他再给他的爷爷，让他的爷爷将稿子转交给这家报社的编辑。这事果然有效，不几天，我转给他们的稿子还真的有一篇见报了。咋一看，这篇报道好像不是我写的，原来是编辑作了修改，题目不是原来我写的，甚至连结构也重新作了调整。我很详细地研究了编辑修改的原因。此后，我便将编辑修改的原因当作“业余爱好”，在练习中不断摸索纠正。还好，这样下去，一年里竟有好几篇“大作”见报。当然，现在看起来那几篇“大作”的采写是那样的“幼稚”，但它让我领略到新闻写作“入门”的成功的喜悦，这也真可谓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当年，营领导又让我到新疆军区后勤部宣传科帮助工作，说是帮助工作，其目的也就是让我跟随人家宣传科在新闻采写上比较有经验的同志学习新闻报道。在宣传科帮助工作几个月，新闻采写成效却并非显著，这才不得不又回到连里，继续从事我的文书兼军械员工作。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一年一度的老兵退伍工作就开始了。我首先要求复员，因为我对地方那种如火如荼般的生活实在是太向往了，并且想尽快投入到社会的洪流中去。

1991年4月，我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距离240公里的南山矿区的新疆丰收电厂工作。南山矿区虽地处天山深处，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但却是新闻报道的冷门。这里有很多令人感奋事情，没有人去写它，更没有人去报道它。对于我来说，这里真可谓是练习新闻写作的好地方。

晚上，一些不甘寂寞的年轻人或出去打牌，或出去跳舞，或出去找人聊天，我便经常性地将自己关在宿舍里练习新闻写作。记得宿舍没有桌子，没有凳子，我便将几本书摞起来，坐在上面，爬在床沿上写东西。我的枕头和褥子下面经常放着纸和笔。我在丰收电厂当时是汽机检修工，所以有时我也将我的笔和一些稿纸放在我车间的工具箱里，一有空便拿出来写。我的行为感动一位在厂招待所上班的阿姨。因为我们宿舍是个三层楼，一、二层是我们单身宿舍，第三层是厂里的招待所。招待所和我们单身宿舍同走一个楼门，因此和招待所上班的阿姨可以经常碰面。一天，招待所上班的阿姨给我说，招待所平时住人也不多，不行这样，我给你开一间房子，你上完班没事了就可以在里面写东西，里面有桌子、椅子。我可以给你一把钥匙，如果来人要住，你就不要再进，等人走了，你再过来。她的一席话，着实让我很感动。后来经过聊天，才知道了我在“岔子沟”当兵时还和她的一个远房侄子还是战友呐！真是个巧合。当时我顿然觉得和山沟竟是这样的有缘，未当兵时在乌鲁木齐市碱泉沟生活居住，当兵时又在天山腹地“岔子沟”，调到乌鲁木齐市北山坡的通信刚满两年就复员来到了地处天山深处的阿拉沟。

山沟的生活仍然是十分的孤寂而无聊的，但是，好在我有新闻写作这个业余爱好，生活便不甚觉得枯燥无味。大报不好上，我就以一写小报为突破口，写好了，到厂党办审核盖章，然后装上信封，投寄出去。

平时上班，没有时间投寄稿子，说起来还真是个麻烦事儿。山坡上有一个小邮电所，名字叫“丰电邮所”，可能是由于山沟人少，小邮电所业务少的原因，所里仅有一名工作人员。每当我下班时，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就也下班了，往往是买不上邮票，稿子投寄不出去，为此很是头疼。邮电所有个侧门，从侧门可以进到邮电所后面的院子，这后面的院子便是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的家。为了能够及时迅速地给报社投寄稿子，我便通过我的车间班长认识了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这样，不管是上班时间还是在下班时间，不管是白天还是在晚上，即使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不是上班时间，我也会 “走后门”从邮电所的侧门进到小邮电所的工作人员的家里，将所要投寄的稿子投寄出去。

当时，我投寄去向最多的就是《乌鲁木齐晚报》，《劳动服务报》、后来改为《乌鲁木齐劳动报》。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在《乌鲁木齐劳动报》刊发的一篇消息，竟在乌鲁木齐市市属几家新闻单位的年度新闻评比中获当年的乌鲁木齐市级好新闻“消息类”三等奖。从此，我采写的新闻稿件便零零落落见诸于报端，虽然不多，但比起初学时来说还是进步了。每有见报的“样报”寄来，我都如获至宝，将报纸的每一个版面都一字不漏地看完。可以说，在当时的南山矿区，我是第一个和报纸保持着亲密联系的读者和通讯员。

1993年11月，我调南山矿区人民武装部工作，更为新闻报道创造了有利条件。直到有一天，乌鲁木齐“七区一县”人民武装部全部收归军队建制，我才被时任乌鲁木齐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杨普选借调军分区政治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一干就是两年。两年间，我的工资仍然在南山矿区人民武装部发，每次都由到乌鲁木齐开会或办事的同志捎带给我。

在乌鲁木齐军分区政治部，我积极采写反映乌鲁木齐地区的征兵、双拥、国防教育、民兵预备役等大小活动新闻报道，当年先后在国家、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属新闻单位刊发各类新闻作品86篇，在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属广播电台、电视台用稿62篇。先后被新疆日报、新疆经济报、新疆人民广播电台评为优秀通讯员。新闻作品《把一生交给党》被兰州军区政治部干部部评为“军魂杯”征文好新闻；《老八路的绿色梦》被工人时报评为“文明颂”新闻好新闻。因为新闻报道工作成绩比较突出，1996年被乌鲁木齐军分区政治部记个人三等功一次。

1997年，我被调到乌鲁木齐新市区工作，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我都没有放弃对新闻报道的征求。新闻采写，丰富了我的生活，开阔了我的视野，尤其为我所出事的机关各种文字材料的的写作提供了帮助。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截至2001年，我已先后在国家、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属新闻单位刊发各类新闻作品737篇，不包括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用稿。我将刊发的新闻作品制作了厚厚的几本“剪贴本”，平时有事儿没事儿，翻翻自己的“剪贴本”，回顾10几年来的新闻写作路程，心里有一种充实感。我深深地体会到：通过新闻采写的形式真切地触摸到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并展现一个个生命个体的努力、奋斗，已成为我这个新闻采写者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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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姓历史
一、举国罕见有史可考

1、据《清宫旧事》一书所载，千氏始祖名杨腾，原为西域羌族部落中的一员大将，勇健多谋，后汉建安中（公元１９６_２１９年间），占仇池方圆百顷地而立国，自号“百顷氏王”。至三国—魏，“百顷氏王”王位，迁徙入西蜀，改杨姓为千姓，从此四川有了千姓。后子孙零星散落，生息于四川、云南边远山区。此间，漢有一蜀郡都尉名千獻。

2、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千村有600余年的历史和3000多名千氏子孙，他们同住在一个村子里。从河南迁出的千氏子孙，祖上基本来自千村。生于河南登封颖阳明将千万里是落籍朝鲜半岛的千姓第一人,现在只有千氏单一本贯。近年来，不断有河南、四川、云南、陕西等省市及韩国、朝鲜的千姓子孙至武陟县千村认宗。据考，自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千村迁出之千姓子孙，外国籍大多在朝鲜、韩国、日本等地。

3、清嘉庆年间，云南省有千氏后裔千葆仁科举入仕，先授河南省武安县知县，后改任河南省涉县知县，颇有政绩。当时河南省新设“江沁厅”制置，升千葆仁为知府。据传说，千葆仁后因拓宽街道，触犯了地方权贵的利益，被参了一本，被诬图谋不轨，暗藏叛逆祸心。嘉庆皇帝闻奏大怒，罪定流放三千里。江沁厅建置亦因故而撤消。千葆仁戴罪流放至浙江省武义县，幸有朋友“荐书”，由武义北门陈氏接待，被安置在城内生姜巷定居，靠教私塾养家糊口，不时还受到陈氏的接济。 千葆仁戴罪流放武义１２年后遇赦，便不再出仕，反入籍于武义，使武义从此才有了千姓子孙。后千葆仁生千为杰，道光己酉年选入拔贡，亦赖教私塾为生；千为杰生千秋鉴，小名叫“燮”，因有兔唇痕，乡人称他为“破口燮”，富有文才。１９０５年，废除科举制度，但千秋鉴参加浙江省的“选职考试”后，并被录用。千秋鉴先娶何氏，生男千家驹、生女千如嫦：千家驹，是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高薪养廉”的提倡人；千如嫦毕业于燕京大学，与武义籍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学科的林登岳结为夫妇，均为早期中共党员，并一起留学苏联，育有一女。千秋鉴后又纳一妾，育一子名千家骥，其自幼入籍于上海。千家驹育有三男一女，皆入籍他乡。

二、入朝抗日建功立业

朝鲜记载：朝鲜半岛本无千氏,明将千万里是落籍半岛的千姓第一人,现在只有河南登封颖阳千氏单一本贯。《大明遗民史渊源补遗》认为：千氏始祖千岩诞生于中国元朝至正十年(1350),明洪武元年(1368)武科及第,因出生地为中国蜀西(今四川西)终北山千高峰万切岩,故赐姓千,名岩。千岩后裔世居颖阳,在朝廷世代为武将,地位显赫,因此韩国千氏以颖阳为本贯. 颖阳千氏：

1、万历二十年(1592), 日本入侵朝鲜半岛。应朝鲜王朝请求，明王朝任命大将李如松为总输使赴朝支援。随军运粮官兼总督将千万里领携二子千祥、千禧率铁骑两万作为后勤保障。由于千万里出色地完成任务,使明军在平壤、郭山、东莱等战役中大胜日寇。5年后,在丁酉战役中,他率军在蔚山、樱山等地三战三捷,战功卓著。

2、战后，千万里被朝鲜宣祖录为一等功臣,任正二品资献大夫,封花山君，并在一再挽留下，定居半岛。千氏及子孙落籍朝鲜半岛后,定居花山(今庆尚北道永川市属面),其以中国的世居地颖阳(河南登封颖阳)为本贯，奉千万里的先祖千岩为始祖、千万里为中始祖。千氏子孙在朝鲜发展很快,成为名门望族。1985年，韩国经济企划院进行国情调查时,千氏已有23184户、97412人、97个本贯,在274个姓氏中排序第53位,成为较大姓氏。

3、保存至今的釜山镇支城，是由倭将毛利辉元父子在宣祖26年创建的日式城墙，又名为子城台。至今，子城台上还保存着千万里的后代设立的千将军纪念碑。

4、不久前的一天上午，韩国千氏宗亲会河南寻根访问团来到登封市颍阳镇寻根问祖、祭拜祖先，并到武陟县乔庙乡千村进行宗亲联谊、恳亲交流。据中国千氏宗会会长千万松介绍：千万里祖籍河南，世代子孙秉承中原文化，崇文尚武，人才辈出。

三、受感动心有“骞”“千”结

扬州出租车公司千女士的老家在陕西户县，１９９５年全家来扬。他们本姓“骞”，简化汉字的时候改成了“千”，但其父亲还是“骞”“千”互用。 千女士以前所在的村，因为千姓、王姓同住，且千姓较多，所以叫“千王村”。自从走出村子，她就再也没有遇到同姓人。 关于千姓和骞姓的来源，姓氏研究者钱传仓老先生告称：骞姓的来源中，有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故事。相传春秋时的鲁国人闵损、字子骞，是孔子的弟子，德行很高。闵损年少时，后母对他很不好，冬天只让他穿很薄的衣服，而让她的两个亲生儿子穿棉袄。闵损的父亲知道后，十分生气地要赶走后妻。但闵损却对父亲说：“母在，只我１人受寒；母不在，３个孩子都要熬冷。”后母得知后，很受感动。后来，闵损的孙子就以他的字为姓。

四、古今中外历史名人

1、千岩，蜀西(今四川西)终北山千高峰万切岩人, 赐姓，生于元朝至正十年(1350),明洪武元年(1368)武科及第。2、千万里，明将军千岩后裔，河南登封颍阳镇人（祖籍），1597年去韩国，任正二品资献大夫,封花山君。3、千魁，蒲城人，明万历四十五年举人，后任高阳县知县 。4、千兆 ，清康熙年间举人。5、千殊，清康熙年间举人。6、千藻 ，清康熙年间举人。7、千葆仁，清嘉庆年间科举入仕任武安县知县。8、千家驹，中国著名经济学家 (生于浙江省武义县)。9、千容宅，韩国金大中时代国防部长。10、千炳奎，韩国财务部长。11、千命基，韩国福利部长。12、千正培，韩国检察部长。

通联：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8号新市区建设局 83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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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深处的兵工厂
[ 2006-11-29 18:26:00 | By: 千海江 ]

天山深处阿拉沟印象(图文)
作者：千海江 来源：阿拉沟联谊网 发布时间：2006-11-2 13:36:43 发布人：胡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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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深处的兵工厂
　　阿拉沟原是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现南山矿区人民政府同达坂城合并为达坂城区，区址设在达坂城镇）。阿拉沟距离乌鲁木齐240公里，仅限南山矿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到乌鲁木齐市区的距离。南山矿区人民政府虽属乌鲁木齐市辖区，却远离乌鲁木齐市240公里。在乌鲁木齐市辖区史上，距离乌鲁木齐市超过百公里的也独有南山矿区人民政府。十九世纪70年代初期，几家军工厂（“三线”工程建设企业）纷纷在这里安营扎寨。1991年4月，我从部队复员后被安置到阿拉沟的丰收电厂工作。
　　在我未来之前，听别人说阿拉沟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我所来到阿拉沟后，才知道这里可绝不是我想象中的“南山牧场”。它比“南山牧场”要远出几十倍而丝毫不带顶点的夸张。令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竟有如此的遥远，当我背着行李，坐上乌鲁木齐发往阿拉沟的班车时，心却跳的厉害，心里想着这阿拉沟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


昔日的燎原厂部分住家区

　　 当班车过了乌拉泊时,我心里还有点激动，但当班车过了乌鲁木齐的南山，盐湖化工厂，达坂城时，我的心就再也激动不起来了，心里禁不住感叹道：好乖乖！怎么这么远呀！其实，这还不算远。因为班车即使过了达坂城，这到阿拉沟的路程也只是才走了一半。
　　 班车从早上出发，一直走到中午，才来到距离阿拉沟还有将近90公里的托克逊县城，这里算是一站，车在这里停留几十分钟，谁想吃饭就吃饭，吃完饭继续上车赶路。
　　车过了托克逊县城之后，便拐向西南方向的一条一眼望不到边的笔直的公路。据说，这是通往阿拉沟的一条专线公路，除了此条路之外，别的一概不通。车又经过几个小时的飞奔，终于到了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烽火台”的地方，车过了“烽火台”，这才进入了名副其实的让人感到有点神秘的“阿拉沟”。
　　透过玻璃车窗，我所看到的是，在“阿拉沟”河床上的景象，到处是滚落大大小小的鹅卵石，还有矮矮挤挤的土房、土墙、院落，河边用鹅卵石垒成的一小片一小片的菜地，间或能看到有几座楼房，那便是一些单位的办公楼，最高五层，这在那山沟里已算是高楼了，但这高楼也实属廖廖。
　　说也奇怪，这里虽然距离乌鲁木齐240公里，这里却有个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政府，另外还有几家听起来似乎让人不可理喻的企业名字：东风厂，星火厂，燎原厂，曙光厂，胜利厂，还有我们的丰收电厂。后来燎原厂，曙光厂合并为一厂，统称为燎原厂。


该厂生产的40火箭弹

　　东风、星火、燎原、曙光、胜利、丰收，多有意思的名字。据说，东风、星火、燎原、曙光、胜利、丰收是几家配套的军工企业。80年代后期，军品生产全部转为民用生产。为便于这里居民的社会管理，八十年代初期，由国务院批准，这里便成立了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人民政府，归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直属领导，连这里老百姓的户口也属于乌鲁木齐户口，但这里却距离乌鲁木齐市240公里，是距离乌鲁木齐市最遥远的地区，也是最贫穷、落后的地区。有些人因为长期在南山矿区生活、工作，有时一旦来到乌鲁木齐，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的大有人在，真可谓“身为乌鲁木齐人，不识乌鲁木齐路”，这绝非危言耸听。
　　军品转为民品生产后，由于地域环境和交通不便等原因，东风、星火、燎原、胜利“四厂”效益极度下滑，直到后来,各厂领导才不得不考虑搬迁的问题，但在搬迁问题上的确是举步维艰，历经磨难。经过多少年的折腾，搬是都搬出来了，但它们的命运都不怎么样。燎原、星火厂远去了山东泰安，胜利厂据说被新疆十月拖拉机厂兼并，东风厂砸锅卖铁搬迁到乌鲁木齐市北郊的小地窝堡。丰收电厂则和地处乌鲁木齐市东南郊的红雁池第二电厂合并，不在“四厂”之列，前途命运还算不错。
　　据说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初期，根据国防科工委“靠山、隐蔽、进洞”的“三线工程建设”号召，一批又一批放弃了留在中心城区优裕生活、工作条件的建设者和精英，打起背包，或徒步，或坐着“解放车”从全国各地来到了这里。他们饿了啃干馍馍，渴了喝阿拉沟河水，硬是用双手把沟里边布的大石头一块块挪开，然后用滚木滚，用绳子拉，把一些笨重而不能再笨重的机器设备搬了进来，建立了东风、星火、燎原、曙光、胜利、丰收几家配套军工企业，肩负起了“三线工程建设”的历史使命。
　　岁月流逝。首批建设者大都在这里生活、工作了近30年，将青春和理想无私地献给了“三线工程建设”。企业由军品转为民品生产后，他们仍是默默无闻地生活、工作在这条幽谷中。在新疆的建设史上，没有人记载过他们，报刊、电台没有报道过他们的创业事迹，因为他们所生活、工作的地方是国防“三类”保密企业，对外消息绝对封锁，致使他们和“阿拉沟兵工厂”多少年来都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直到他们终于和他们的企业一同从阿拉沟搬出来，也没有人将他们以及他们的企业上面那层神秘的面纱揭开。
　　当然，也没有几个多事的人去公开它，因为他们是带着无奈和忧伤，经过千辛万苦才搬出来的。
　　以星火、燎原厂为例，1994年的《新疆日报》就曾有标题为《新疆“星火”、“燎原”两企业整体内迁》的报道。报道是这样写的：
　　“经过再三再四的权衡，地处天山深处阿拉沟的“星火”、“燎原”两家军转民还是做出了整体迁离新疆这一不得已的决定”。
　　新疆的人们是为此大大松了一口气呢，还是感到深深的惋惜呢？
　　从表面上看，上述两家企业1987年军转民后，因厂址问题上级部门始终举棋不定，造成产品方向多年确定不下来，企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但是，两厂作为国有大型企业，整体素质、管理水平，生产经营能力在新疆大中型企业中仍是相当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非但不应视为所谓的“包袱”，相反应被看作不可多得的“宝”才是。
　　这些年来，两家企业为摆脱困守山沟的境况，曾不止一次地派人到北疆一些地方寻找新的落脚点，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对这两只山里飞来的“金凤凰”，并未表现出足够的热情。乌鲁木齐县有个乡，“戈壁滩一样的土地”，每亩要价却少于7万元不谈。如此高的搬迁费用，两厂的同志只能望而却步。
　　可是，当两厂的同志转而与内地的一些地方接触时，情况完全变了，包括烟台、连云港、湖州、镇江在内地的10来个城市几乎同时对远在新疆的这两个厂敞开了大门。镇江市在市郊开发区提供的“五通一平”的土地，每亩地价仅3万元，并且还在人员安置、费用减免、资金注入、合资项目转让等方面提供一系列便利。条件实在诱人。
　　在中央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协调下，两厂的内迁只是时间的问题了。面对如此“定局”，人们不仅深思，新疆面积之广，何以就容不下两个厂？（注：此文为刘枫、任澄合作，获1994年全国省报好新闻一等奖）


阿拉沟的河水依然在流淌

　　山里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在生活上，可以说他们是自力更生。在山坡、在河边，他们刨石挖土，垦出一片片菜地，种上了蔬菜，或着果树。在业余，侍弄菜地，是这里人最大的“业余爱好”。沿整条阿拉沟，可以看到家家都有绿树花红，家家都有开垦“阿拉沟南泥湾”的故事。长期生活在这外人知都不知道的“世外桃源”，难怪这里的人养成了一个淳朴、好客的良好习俗。
　　虽然在阿拉沟生活、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它给我有生以来的印象却尤为深刻。尽管说老实话，我并不喜欢那个地方，刚开始还烦它、排斥它，但通过和那里的人耳濡目染地接触，我却被那里的一些老军工的当初去时的民族气节所感动。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三线工程建设”。在那个年代，“三线工程建设”意味着什么，“三线工程建设”意味着我们有强大的国防后方。有强大的国防后方，企图有侵略野心者就不敢轻易欺负你。所以，正是有了他们在那荒凉山谷的默默奉献，才有了我们平安的家园。

相关背景
　　据史记载：南山矿区始建于1971年6月24日，在解放初期的1950年，这里地域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和静县管辖，但境内很少有居民，1965年先后在这里建厂、建矿。在1800平方公里的矿区面积上，总人口不足12000人，每平方公里不足10人。
　　南山矿区地处乌鲁木齐市以南，位于吐鲁番盆地西部边缘的天山腹地，东与托克逊县为界，西与和静县接壤，南与和硕县相连，北与乌鲁木齐县为邻，地势西高东低。南山矿区下设东风、星火、艾维尔沟3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内居住有汉、维吾尔、满、蒙古等17个民族。为鼓励职工安心山区建设，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曾经一度对矿区工作的人们，在经济上给予照顾，农转非报户粮关系政策方面给予放宽。到1976年，总人口已达49136人。1985年和静县巴轮台区在阿拉沟下游成立副业队，定居居民15户，约100人。
　　南山矿区主要河流有3条，分别为阿拉沟河、艾维尔沟河、祖鲁木台沟河。南山矿区内有植被面积约818850亩，其中云杉林地2205亩，天然草场793900亩，河谷次生林地21000亩，耕地1039亩。沟河内多胡杨、红柳及灌木，山腰阴坡有少量成片云杉。人工栽培的树种有白杨、青杨及少量白腊、沙枣、毛杏、苹果、桃、李、枣等。境内野生动物常见有兔、狸、黄羊，偶见有棕熊、大头羊、雪豹；禽类有野鸡、野鸭、河雀；爬行动物有无毒蛇、四脚蛇等；矿产有煤、石灰石、铀、铜、铅、锰铁、金、白云石、耐火土、玉石、玛瑙等。历史上这里曾是流动牧区，定居居民极少。据考古发现，战国时期曾有车师牧民在此放牧，汉唐时期有战士游弋筑垒，位于阿拉沟口的烽火台便是其一。
　　（谨以此文献给在阿拉沟生活、工作过的“三线工程建设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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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里有了这段当兵的历史
●千海江
10几岁时就随姨妈生活，因此我的好多事情都由她做主。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姨妈突然要让我当兵，并且当晚就要乘坐火车走，很是突然，让我始料未及。
因为在当时，当兵说白了就是为了就业，并且当兵也要走后门，当然走后门也不容易，你如果敢说不愿意去？那好，愿意去的人多的是。
我是上世纪60年代生的人，那时又不计划生育，哪家没有三、五个孩子，所以到了80年代，这些人都长大了，长大了就要就业，可以说就业之路在当时真可谓拥挤不堪。类似像我这样的人，学习又没有名堂，那么最好的一条出路就是当兵了。说起来也不怕你笑话，我当了3次兵，只有这一次算是当成了。因为经历了前两次的失败后，我对当兵几乎完全没有了希望，怎么也不会想道这次会当成，所以对姨妈的话我是半信半疑。事实上，这次是真的当成了。原来是姨妈在我不知道之前，就为我活动好了关系，她也吸取了前面为我办当兵失败的教训，所以在未办成也没有给我讲。
那天夜里，我是既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我终于当上兵了，担心的是我会被分到什么地方？是远？还是近？
后来才知道是南疆的巴伦台。那时，巴伦台这个名字，我听都未听说过。在什么地方？不知道！
那天晚上天是格外的冷，我坐着一辆戴棚的三轮摩托来到了乌鲁木齐火车南站，要从这里坐火车到巴伦台。
随我同去的还有一个小伙子，身体很结实。在旅途中，我和他主动攀谈起来。闲谈中，知道他叫宋建民，是新疆第二汽车运输公司的待业青年。
火车整整行进了一晚上。
第二天，天刚一亮，我们就在南疆铁路沿线的罢巴伦台小站下了车。巴伦台小站地处山坡之上，从小站的台阶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发现下面是一条很狭长的山沟，而的沟的两面，是逶迤的天山山脉。
“建民，巴轮台兵站就在附近，咱们找找看！”我说。我们各自身背行礼，顺着山沟里一条山道向前走去。这时，一辆军用“解放”车急弛过去，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一个身着军装的驾驶员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向他们喊道：“是到兵站报到的吧？”我背着行李跑了过来说：“是的！”
我们上了“解放”车大厢。车带着一溜烟尘，来到了巴轮台兵站。
我们俩被带到了新兵连连部。
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接待了我们。干部模样的人见到我们，立刻吩咐通讯员从食堂拿来了咸菜和馒头。馒头不大，可能是面没发开的原因，很硬，咸菜咸得发苦，但我们俩还是每人各吃了一个。
这时，干部模样的人说话了：“你们是从乌鲁木齐过来的吧！呆一会儿你们就到单位报到去，我已经打电话给领导反映了。”我俩正在纳闷，忽听有人在喊：“车来啦！”干部模样的人说：“好，你们现在就走！”
外面停了一辆军用吉普，我们背着行李上了吉普车。事后我才知道，那干部模样的人是新兵连的指导员，将我们直接分到单位，也是他请示了分部军务科，军务科才同意了的。
吉普车沿着巴伦台向西的一条山路飞驰了好一阵子，这才拐进了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
我透过车窗，看到了路两侧耸立着的很高的山峰。沿山脚下的路很窄，弯弯曲曲。路下面是一条长满野树、布满乱石的山渠。又约摸过了5分钟，吉普车来到了一条几10米宽的已经干涸了的河床，过了河床，便到了两座楼房前。
驾驶员按了一下喇叭，楼上出来一位中年军人，着装非常严整。中年军人一看到我们，就主动伸出手来和我们握手：“欢迎你们，我们的新同志！”我们感到很是亲切。此后，中年军人说：“你们先到保管队报到去吧，有空咱们再聊！”他用手指着几10米外的一座小楼说：“三楼是保管队，你们的队长叫义希望，你们直接找他去吧！”后来我才知道，一、二楼是勤务连，三楼是保管队。
我们上了三楼，一位老战士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坐，并给我们安排了晚上睡觉的地方。我被安排到一间大房子，而宋建民则被安排到一间较小的房子里。我住的那间房子里有两名战士在谈话。当时正赶上老兵退伍，老兵走了，兵员不足，所以人很少。
不一会儿，那位老战士和宋建民进来了，老战士坐到床上说：“现在就咱们5 个人，咱们互相聊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通过自我介绍，我才知道了那位老战士叫李书良，写得一手好看的钢笔字，是我们的一班长。因为是星期天，队长义希望到地处和静的家里了，所以队里仅留了班长李书良和其他两名战士。我当时想，部队怎么还有保管队？保管队是干啥的？因为刚到，对什么都感到很是陌生，所以不敢问这问那，想必过几天之后就什么都会知道的。
到了星期一的下午，队长义希望从和静回来了。队长义希望是湖南人，个子不高，却给人感觉很精干，说话很快，带些湖南地方方言，但还能听懂。
当晚，队长义希望便召集全队战士开会。他在会上强调说：“尤其是老同志要关心新来的同志！”后又对“达标”西沟库房进行了布置。“达标” 库房是保管队的专用名词。所谓“达标” 库房,就是将所有存放的东西进行重新摆放。
这是我们到部队的第3天，全队战士都要上班去了。我看到，队长义希望穿了一套作训服，作训服被水洗得发都白了，但他头顶上的军帽上那颗帽徽，却很耀眼。
我们也要随他们一起去，却被队长喊住了，他说：“你们今天不去，留在队里好好休息休息，给家里写封信，就说已经到部队了，免得家里人操心！”队长说完就带领其他战士下楼了。不多时，我从楼的后窗，看到了队长和几个战友们出现在楼后山坡上的一条小山道上，他们翻过了山顶，就看不见他们了。
晚上，四周的群山在满天的星光下显得格外的朦胧。战友们都看电视去了，我和宋建民却无心看，因为我们俩对这里是既感到陌生，又感到好奇，恨不得一下子就了解到这里的一切。我们俩走出营房，在延伸向西方的山道上漫步，远远看到在山沟的尽头侧卧了一座山。
山里的夜显得是那样的寂静，静的能听到风声。我们走了好一阵子，试图能走到那侧卧的一座山跟前，却朦胧中发现仍是那样的遥远。像是天上的星星，无论你走多远，它好像总是在跟着你走，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看看远山还远，我们又踅了回来。沿着白天从楼的后窗看到的队长和战友们走的那条山道往上走。到了山顶，另一条山沟的一切尽收眼底。山沟里有一条比较宽阔的路，路的两侧，有着整齐的两栋平房。我们没有再下去，我们想，那下面可能是一个乡村什么的，那两栋平房可能就是民房。因为在乘吉普车来这里时，我们就在沿途看到过民房，料想这里肯定有乡村什么的。后来我才知道，沿途看到的民房是地处山沟里的和静钢铁厂，当地人称其为“和钢”。在后来的日子里，如星期天能够到“和钢”玩一趟，那就算是高兴事了。因为这里深居天山，距离和静县城有50公里，距离“和钢”有17公里。在这里，如没有车，真可谓是让你插翅难飞。有人说，从这里翻过一座山就是马兰核试验基地，但一直到我从这里调走，也没有发现有人尝试过。
后来我们才知道，发现的那另一条山沟里的两栋平房并非民房，而是部队的库房。其实，我们刚来时也向班长李书良打听过这里的一切，无奈他只提“达标” 库房，“达标”的什么，他也不提，只是说时间长了，你们就会全知道的。
休息了两天后，我们便被安排上班了。我们首先到“西沟”的库房“达标” 库房。
进入库房后，我才发现，这是一座很宽大的通讯器材库房，里面摞满了电线、电话机等东西。
所谓“达标” 库房，无非是把库房一侧通讯器材挪到库房的另一侧。原先下面没有铺木板的地方铺上了木板。每次码垛时，还要两头拉上线，让它变得整齐。这库房里的通讯器材少说也有几千吨，保管队只有8名战士，加上队长和副队长，也才10人，这库房何时才能“达标”完毕。真正在巴轮台受训的新兵还未下连，所以保管队的兵员是严重缺编。因为我和宋建民是内招，所以没有下新兵连，就直接被分到保管队了，事后才感到不进新兵连是当兵最大的遗憾。
这样，我们同老战士们同劳动、同休息、同吃饭、同娱乐。但没过几天，队长就说我和宋建民军事素质太差，让我们两人接受军训。队长明确要求，我们俩的训练时间不得占用上班时间，完全放在下班时的饭前或饭后。负责我们俩人训练的是一名老战士，叫崔吉彦，乌鲁木齐人，家在新疆起重机运输机械厂，崔吉彦名副其实是我们俩人的班长。
在距离驻地不远的地方有座水泥桥，长不过30多米，宽不过5米。在这座桥上，崔吉彦从起步、跑步、正步开始训练我们，每当训练完毕，我穿的大头皮鞋都被脚汗浸透。那天中午吃饭，宋建民吃了15个馒头，我也打破历史记录，吃了12个。
时间过了两星期的一个晚上，队里召开队务会，队长说我们训练很刻苦，从此暂且停止，以待冬训时再进行。
在巴轮台受训的新兵下连了。我被分到了一班担任通讯器材保管员，宋建民被分到了二班担任被装保管员。
一天，库里召开全库官兵大会。那天报到时所见到那位中年军人也坐在台上，后来才知道他是库业务处的处长，叫吴孟斌，山东人，家住乌鲁木齐铁路局，在他旁边还坐着一位，是库里的主任，叫李星海，家住哈密市。轮到吴处长讲话了，他声音很洪亮，一连传达了分部的几个文件，才开始了工作发言。他把新兵分下来后“达标” 库房的进程说了一遍，继而又把分部“达标” 库房的要求作以说明，讲了当仓库兵的意义。他说当好一名仓库兵也不简单，仓库兵是后勤兵，后勤兵从古至今在历次战争史上都立下了赫赫战功。他说，在战争史上，谁忽视了后勤保障，谁就要吃败仗。某些霸权主义者为何不敢轻视我们，就因为我们有牢固的后勤保障，后勤保障无论现代战争还是未来战争都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除了平面库外，库里还有几个洞库。洞库就是掏空了的山洞。洞库和平面库，加起来一共有50多栋。洞库距离驻地有10几公里，我们都是坐卡车前去的。洞库六十年代工程兵开挖。据说每开挖一个洞库，都要有不少官兵献出年轻的生命。
我们所进的洞库有两个大铁门，一个是出，一个是进，每个洞库空间形状呈“∩”形。洞库可以说是将整个山体都掏空了。我们进的洞库是工兵防化物资，旁边还有一个军械器材洞库，形状也是“∩”形的。
洞库内是一片漆黑，开了灯，才能看到里面的一切，原来放的都是地雷，所码得垛位似乎有点倾斜，“达标” 库房就是为了更好地去纠正它。几10名战士热火朝天干了一天，才能将摞得两米多高的地雷“达标”成一个方格。
中间休息时，我们出了洞库，看到外面的太阳似乎是那样的温暖和亲切。因为洞库干燥而阴凉，几百瓦的灯泡所发出亮光给人感觉是那样的灰黄，不太明亮。洞库外面的山坳里，自然风景是那样的迷人，野树葱茏，繁花似锦，散发着清香。再往里走，是非常大的原始森林，山上山下，长满了松树，每棵都是那样的笔直，那样的挺拔。山坡的最高处，间或还可以看到野黄羊的出没。这在距离这里10几公里外的驻地是没有的。驻地和这里恰恰相反，那里的山上除了麻黄草外，别的什么也没有。
洞库外面驻扎着一个哨所，哨所里有4名勤务连派过来值勤的战士。来到哨所，看到一名战士睡觉刚起来，无精打睬的样子。这个哨所人少，生活也很单调，平时他们也不出操，养成了懒散的毛病。
驻地地处深山，文化生活极为单调。四周围山太高，没有电视接收设备，好好的电视机，收到的图象却一点也不清楚。所来的信件、报纸，部队一个星期才派车到10几公里外的一个名字叫铁尔曼的小邮电所取一次。外面发生的新闻信息，等到传到驻地，便都成了“旧闻轶事”。这样，业余时间，尤其是在晚上睡觉前的时间，如无事可做，便很难打发。
终于有一天，库主任决定，每周日库里向50公里外的和静发一次班车，让战士们到和静买点东西，随便转转，但最多两个小时，因为光来回就得两个小时，时间都浪费到路上去了。
“达标”库房枯燥而劳累，有些战士有点小病就开假条到库尔勒二七三医院住院，图得就是呼吸呼吸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我生性老实，不会装，在那当兵的日子里，没有到库尔勒二七三医院住过一次院。
因为驻地空气干燥，我不久就患了鼻炎，好不容易请了假，来到库尔勒，想到二七三医院治一下，在库尔勒中心兵站开了间招待所，将东西放到柜里，出来转了一圈，回来就发现装在口袋里的钱一分一没有了。当时，我做梦都不会想到，部队的招待所，同是当兵的同住的招待所竟还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非常狼狈，回去的路费都没有，只好将自己刚发下来不久一件军用短上衣，卖给驻地战友在这里兵站工作的战友，拿到10元钱，才回到了驻地。发生那次事情以后，我再没有到库尔勒二七三医院治过鼻炎。
业余生活太无聊，看电视图象不清，看报纸要等到一个星期后。所以，那时好多战士一到晚上就给亲友写信，有时来信，一个人一次就能收到好几封，但老写信，时间长了，没有话题了，我发现队里有好几位战友都练习起了钢笔字。
于是，我便拿出了一本从一个哨所里发现的《新闻写作》，一页一页地很仔细地研读起来。因为没人辅导，队里知道新闻写作的战友根本就没有，所以我当时对这本书真可谓是似懂非懂。记得写了好多，投出去的也不少，但见报的并不多，只有一篇，使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采写这篇稿子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并且也是让我决心走新闻采写道路，令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一段小插曲。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搭乘部队的一辆给牛羊拉饲草的军车到距离驻地50公里外的和静县城去理发。因为是和平时期，部队大力提倡搞农副业生产，所以我们部队不仅饲养了很多牛羊，还在山沟里开垦出了片片菜地，盖起了一座温室蔬菜大棚。牛羊冬季缺饲草，因此，在冬天来临之前，就得到驻地附近的一些牧区去拉一些，以解决冬季饲草供应不足的问题。
我乘坐的军车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才来到了和静县城。和司机约好归队的接头地点、时间后，我便下了车。我理完发并买了东西就迅速来到了和司机约好的接头地点，以便提前赶回部队，岂料等呀等，直到太阳快落山了还不见部队军车的踪影。天慢慢地黑了，赶回驻地的希望也愈来愈渺茫。路边有个饭店，那饭店的老板可能已经看我等车好长时间了。这时，他可能已揣摩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径直走到我的跟前说：“车恐怕是来不了啦，你不妨干脆在我这儿住下，管吃住，一夜5块钱”。他的一句话让我感到很感动。因为当时我理完发后，又买了件衬衣，口袋里的钱确实所剩不多，如果住正规的旅店，那钱是不够的。我记得我当时刚当兵不久，每月的津贴费是18块2角5分。向老板表示感谢之后，我便随老板来到他的店里。
晚上，我和那饭店老板同住一屋。我躺在一张比较简易的床铺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就坐起来和老板拉家常。老板是一个年纪40开外的中年人，他说他是湖北人。老板性格开朗，很随和，时间不长，我们就成了如同多年不见的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他说你虽然也是一个当兵的，但和我们驻地的当兵的不一样。我说为啥不一样？他说我们这儿的有些当兵的在驻地影响很不好。随后，他给我讲了不久前在他小饭店发生的一件事：一天，当地某部的几个纠察到他的小饭店来吃饭，饭做好了他们却不吃了，他说你们怎么这样糟蹋粮食？不料惹闹了几位纠察，继而双方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纠察竟解下腰带向他身上抽，抽完就跑，他就在后面追，几名纠察看他要追过来，就拾起小石子向他投掷，影响很不好。讲完这件事后他说，你和我们这儿的当兵的不一样。我说我们“岔子沟”（当时我们部队驻地被人们称为“岔子沟”）的当兵的见到地方老百姓爱都爱不够，哪能谈得上欺负老百姓。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岔子沟”里有时几个月都见不上一个地方老百姓，偶而看到一个地方老百姓，还是在“岔子沟”里放牧的蒙古族牧民，每当这时，战友们便会将其团团围住，问寒问暖，关爱不够。长时间地呆在大山沟里，条件艰苦，信息闭塞，天天是白天看大兵，晚上数星星，给人的感觉真像是与世隔绝。因此，有时在山沟里有意无意地看到了一个地方老百姓，无异于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第二天早上，我坐上和静发往巴仑台的班车，在中途驻地所处的“岔子沟”的沟口下了车。沟口离驻地还有7公里，并且设了一个哨所，平时外出回来的战友大都在此等待归队的军车搭乘。虽说沟口到部队驻地只有7公里路程，但谁也不愿意徒步行走，因为这条7公里长的路偶而走上那么一、两次还可以，如果走得次数多了，也就都不想走了。这条路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驻地部队官兵开出来的，沿着山腰，曲曲弯弯，很窄，有些地方仅能过去一辆汽车，路的一侧是流水长年不息的长满野树的小河。有时在这条路上行走沿途是一个人也碰不到的，很是无聊，如果有人结伴而行还可以。还有一个不想行走的原因是，这条路的落差每处都很大，不是大上坡，就是大下坡，很是陡峭。
我在沟口哨所一直等到外出办事归队的军车，才坐上回到我们通常都称之为“库区”的部队驻地。我们同队的战友们，只要谁外出几天回来，心情都会激动上好几天，我当然也一样。
当天晚上，我心情非常愉快。晚饭后，我便静静地坐在桌前梳理着我的思路，根据和静县城那家饭店的老板给我反映的当地部队纠察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写了一篇题为《如此纠察》的稿子,投向了社址地处甘肃兰州的兰州军区机关报《人民军队报》。此后我就等呀等，好长时间没有动静，当然,我投出去的稿子唯有我一个人知道，其他战友们谁也不知道。在我对这篇稿子完全感到没有希望时，奇迹出现了，从库尔勒办事的战友回来带回了消息，说我的这篇稿子已经在《人民军队报》上见报，他在库尔勒兄弟部队已经收到的《人民军队报》上看到了。我们部队也订有《人民军队报》，但比外面都要晚上那么一、两个星期。转眼15年过去了，不知道如今是否还是这样。
一段时间后，我终于看到了这篇稿子，被刊发在《人民军队报》的“读者来信”版面的“现场直录”栏目，除了内容和我写得一样，标题完全不是我所写，经过了编辑的精心处理，给人感觉面目很新。见报后的稿子题目是这样的《吃面条 拒付钱 打店主 无理取闹》。此后的一天上午，我吃过饭从食堂出来，看见了时任我们部队政治处的薛正平干事。他说待会儿你到我办公室去一下。时间不长，我便来到薛干事的办公室。见到我来，他很是热情地说，听说你在《人民军队报》上发稿啦，给你发个纪念品，说着他递给我一个巴掌大的包皮的笔记本。打开笔记本扉页，扉页上用钢笔字写了这么一句话：恭贺千海江同志首次在《人民军队报》上刊稿。落款是新疆军区后勤部某综合仓库政治处，时间大概是1989年5月，不很确切，但这在我一生中是难以忘怀的。小小的一个笔记本，当时可见对我的鼓励有多大，因为它毕竟是我新闻采写道路上的第一次所得到的馈赠品，心里当然也是别提有多高兴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部队政治处的薛正平干事又一次将我叫到办公室。这次是政治处的王健主任找我谈话说，最近分部要在库尔勒中心兵站举办一次新闻报道培训班，我们决定派你去，去了以后要好好学习。我问什么时间去，王主任说明天就出发。这恐怕是自从我到岔子沟当兵后最为高兴的事情了。兴奋的心情使得我一晚上没有睡好觉。天一亮，我就搭了辆部队外出的便车来到了和静县城，在和静县城换乘和静直达焉耆的班车，到达焉耆后，我又改乘焉耆直达库尔勒的班车，才于下午来到了库尔勒中心兵站。
担任我们这次培训办教官的是一位很年轻的军官，名字叫宋军峰，当时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驻库尔勒第某分部的宣传科的新闻干事。后来，我在新疆军区家属院门口遇到过他，才知道他已调到新疆军区政治部，其间，不断在《乌鲁木齐晚报》上的副刊“天山”栏目看到他刊发的比较精美的散文。再后来，又听说他又调到北京海军总政治部去了，此后就再也无从知道他的音讯，直到今天。这次参加新闻报道培训班不仅是我走新闻采写道路的第一次，也是我人生中参加各种培训班的第一次。遗憾的是也不知道是由于对库尔勒水土不服，还是由于天气炎热的什么原因，在上课时老打瞌睡。为使自己听课时不打瞌睡，我坐在了培训班的第一排，结果还是打瞌睡。于是，每当打瞌睡时，我就用一只手掐另一只手的手背，但脑子里还是朦朦胧胧的一片。因此，纵然教官讲得很好，我仍听得似是而非。但教官的一句话却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他说，同志们，只要你一旦走到这（新闻采写）条路上，你这一生将会和它结下不解之缘。果真，15年过去了，新闻采写对于我来说仍然是如痴如醉。似乎人世间一些真善美，假恶丑的东西，如果不写出来就会感觉到不舒服。让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嗜好竟成了影响我一生命运好坏的尺码。不要说现在还是将来，哪个人脸上不愿意贴金？新闻报道这个行档，稍不注意，就把人给得罪了。纵然，新闻发挥的是舆论、监督、批评的作用，但还真有那么一部分人，他认为你的舆论、监督、批评就是不正确，就是错误的，你又有什么办法？尤其对于像我一样的业余“新闻工作者”来说，谁又会主动站出来为你据理力争？不要说多，哪怕是一、两篇这样的报道，就足够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确实也领教过，但它丝豪没有动摇过我终生“弘扬正气，扬长避短”新闻采写的信心和勇气。这不仅是我这个人的秉性所决定的，也是我敢说真话，如果不说真话就感到心里不舒服的感觉所决定的。
这次参加新闻报道培训的时间为一个星期，转眼间就结束了。
1989年6月，我从“岔子沟”调到了地处乌鲁木齐市北山坡的新疆军区后勤部通信营一连任文书兼军械员。平时除了出板报、填写档案、召集会议外，有很多时间可以抄抄写写。连部订了几张报纸，每天来得都很及时，所反映的新闻事件真实而又亲切，看着看着，自己便跃跃欲试，一连写了好几篇“新闻”作品。提起来还有点可笑，我写新闻的事情让一位名字叫陈鹏的战友知道了。一天，他来到连部跟我说，他爷爷在离我们部队不远的一家报社门口看自行车，因为报社的人每天出出进进，他基本上都认识。他的意思是我可以将我写的稿子给他，他再给他的爷爷，让他的爷爷将稿子转交给这家报社的编辑。这事果然有效，不几天，我转给他们的稿子还真的有一篇见报了。咋一看，这篇报道好像不是我写的，原来是编辑作了修改，题目不是原来我写的，甚至连结构也重新作了调整。我很详细地研究了编辑修改的原因。此后，我便将编辑修改的原因当作“业余爱好”，在练习中不断摸索纠正。还好，这样下去，一年里竟有好几篇“大作”见报。当然，现在看起来那几篇“大作”的采写是那样的“幼稚”，但它让我领略到新闻写作“入门”的成功的喜悦，这也真可谓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当年，营领导又让我到新疆军区后勤部宣传科帮助工作，说是帮助工作，其目的也就是让我跟随人家宣传科在新闻采写上比较有经验的同志学习新闻报道。在宣传科帮助工作几个月，新闻采写成效却并非显著，这才不得不又回到连里，继续从事我的文书兼军械员工作。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一年一度的老兵退伍工作就开始了。我首先要求复员，因为我对地方那种如火如荼般的生活实在是太向往了，并且想尽快投入到社会的洪流中去。
正因为生命里有了这段当兵的历史，使我这一生都不会感到懊悔。因为短短的3年军营生活的体验，为我今后的人生奠定了不怕失败，不怕吃苦，敢于进取的基础。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建设局 电话8253758

父亲的照片
●千海江
父亲一生只照过两次像，并且也只留下了两张照片，一张半身照和一张全身照。半身照是他20多岁时在焦作的一个国营农场工作时照的，全身照则是他30 多岁时和我的奶奶、母亲、姐姐4人照的“全家福”。据母亲说，这张“全家福”是因为叔叔才照的。那年，叔叔在广州某部当海军，因为想家，写信催要照片，于是，父亲、母亲、奶奶、姐姐便合照了这张“全家福”。当时因为家里没钱，父亲是事先挑了两筐萝卜到集上卖，用所得到的钱照得像。在那个年代，照相对于家乡贫穷的农民来说要算是很奢侈的事情。
遗憾的是，父亲的那张半身照让我给遗失了；而那张“全家福”照片二哥保存时又不慎让雨水淋湿，后来掉色，奶奶、母亲、姐姐的形象都不明显了，惟独父亲的形象比较明显，虽明显也只是相对而言，如果在微机上放大，就会发现父亲形象的脸部的颜色也掉得斑斑驳驳，仅仅能看清轮廓，但已算是很清楚了。
父亲生前谁也没有想到要保存他的照片，他去世后，我们才想到要保存他的照片，无奈已经太晚了。在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由于我们家里异常贫穷，作为世代靠土地为生的父亲当然没有照相这个闲情逸致，除非是非照不可了。
父亲去世的太早了。父亲是1983年去世的，终年53 岁。我们家的生活条件也就是从当时才开始好转的，不幸的是父亲却悄无声息地离我们而去了。当年，我便离开家乡，投奔远在新疆的姨母来了。
在离开故乡20 年的时光里，我无时不可地都在惦记着父亲的照片，因为我童年在故乡时就知道父亲有两张照片，料想肯定有人保存。事实上，父亲的两张照片保存是保存下来了，但是没有一张是完好的。然而，当我见到这两张残缺不全的照片时也已到了1997 年。这年，二哥和母亲来新疆看我，闲谈中，我提及了父亲的那两张照片，使人感到惊异的是，二哥跟我想到了一块儿了，他当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从里面抖落出来两张发黄的两张照片，这便是我朝暮惦记已久的父亲的照片，遗憾的是那张半身照片的关键部位，也就是父亲的一个眼角的颜色掉完了。另一张照片，即那张“全家福”，在我的印象当中，照片的前排，是奶奶坐在一个高凳上，我四、五岁的姐姐交叉着腿，倚靠在奶奶的身上，后排左侧站着母亲，右侧站着父亲，而时至今日，在这张“全家福”上，奶奶、母亲及我姐姐的形象，还有那身后的布景的颜色都掉光了，只留下了父亲还只是大半身的形象。在我唏嘘感叹之余，还是跟二哥商量着如何加工或翻拍父亲的这张照片 。
父亲去世时，我已经10 几岁了，因此我对父亲30 多岁时和家人照的“全家福”时的形象是比较认可的，因为父亲去世时是53岁，父亲30多岁时的样子和他53岁时的样子变化不大。而父亲那张半身照片是他20 多岁年时照的，显得很年轻，当时我还没出生，所以对父亲的这张照片感到很陌生，于是便和二哥决定加工父亲在“全家福”上的那张照片。为了加工这张照片，我可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为何要加工父亲的照片，还真有一些原因呢！爷爷和奶奶便一生中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好在奶奶去世时我已五、六岁，奶奶的形象永远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而爷爷去世时我还没出生，爷爷在我的心目中一点形象也没有，使我终身感到遗憾。我之所以加工父亲仅存的照片，就是不愿意让他的孙辈们连他是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据母亲说，我二哥的长子鹏飞刚懂事时问他的爸爸说人家都有爷爷我为啥没有爷爷，二哥不能自圆其说，于是便将他带到父亲的坟前，用手指着坟墓说这就是你的爷爷。
二哥说父亲留下的照片实在是太不清楚了，所以一直没有拿出来给子女们看，惟恐破坏父亲在后辈们心目中的形象。我听后心里很是不舒服，决定一定要加工出来这张照片。
一天，我和二哥来到在乌鲁木齐市新华南路附近开照相馆的朋友那里,将父亲的那张被雨水淋过的照片拿出来给朋友看，他无奈地摇摇头说翻拍不出来了，当时我顿然感到头顶上象被谁浇了一盆凉水。不过，他建议我到北门附近找个会画像的照此画一张，然后再翻拍.。在朋友的指点下，我和二哥来到北门，找到了一个专门画遗像的老先生，付了120元钱，让他照父亲的那张照片画了一张。父亲本来是很瘦削的形象，他却画的比较胖。天快黑了，看着老先生涂涂抹抹的，将近两个小时，老先生的眼睛不好使，他不时用一面玻璃放大镜照着父亲这张二寸宽的合影照上的指甲盖大小的形象，我很难为情，只好就此算完工。此后，我将这价值120元的并不满意的画像让朋友以每张6元的价格进行了翻拍，然后让二哥将翻拍的四张父亲的照片带回了家乡。在二哥回家乡之前，我给他说，日后有时间，再找地方加工父亲的照片。
转瞬到了2002年，因为先前我对那老先生所画得父亲的画像并不十分满意，所以我决定再试图找人进行加工。听说五一商场有电脑加工照片的，我找到后，人家说50元一张，我说无所谓，只要加工好，怎料出来后一点都不清晰，根本无法翻拍。后又听说新疆饭店附近有个照相馆能加工照片，我找到后，看到加工照片的是一位大约有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她用铅笔在父亲的这张不太太清楚的照片上描了几下，说不敢保证加工好。当时我这样想，诺大的乌鲁木齐难道就没有一家照相馆能加工好这张照片的？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又来到了新疆日报社图片社，将所要加工的照片递上去，人家说一个星期后来取。一个星期后，我前去取照片，不料人家说不好加工 ，并将预付的50元钱及所要加工的照片原样归还给我。回到家后，我很不甘心。又是一个星期过后，在铁路局附近的一家名字叫做“红绿蓝”摄影部的推荐下，我来到了地处南门附近的“红绿蓝”摄影部分部，一位三十多岁的先生在电脑上精心画描，不多时，父亲的形象出来了，虽仍不十分理想，但比先前加工出来的好多了。这样，在表示感谢之后，我即可付了50元的照片加工费，将这位先生加工出来的父亲的照片带回了家。此后，我将父亲的这张照片让人翻拍了五张。经过加工并翻拍后的父亲巴掌大的照片，终于了却了我多少年的心愿。
2002年5月，我回到了阔别了19年的故乡，给故乡的亲人带去了多少年没有见过的父亲的照片，使父亲真实的形象永远留在从未见过父亲的后辈们的心中。

通联地址：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8号新市区建设局
邮　　编：830011电　　话 ：3844707（办）8253758

姥姥、姥爷印象记
●千海江
姥姥是1985年的冬天，在乌鲁木齐市平顶山的一座平房里去世的。时间相隔3年后，也就是1988年，我刚到南疆的一个山沟里当兵还未到半年，在和舅舅的通信中，舅舅说回了一趟老家，很紧张，是为姥爷的后事回去的，我才知道姥爷也去世了。因为姥姥去世后，我们一直瞒着姥爷，惟恐他年老想不开，有个三长两短，所以，他哪里知道，在3年前，姥姥就先他而去了。
姥姥去世后，被安葬在乌鲁木齐市东山，即：现在的新疆煤矿化工厂北侧的一个山坡上。姥爷去世后，则被安葬在老家姥爷家的老坟地。2003年的清明后，姥姥的遗骨被起了出来，由舅舅和姨姨带回了老家的坟地，和姥爷合葬在了一起，终于使老两口在相继去世近20年之后才回到了一起。
在姥姥的遗骨未被起回老家之前，每逢清明节，姨姨，舅舅，还有母亲，都要前到姥姥坟地去为姥姥扫墓。此后，姨姨，舅舅，还有母亲再未有到过姥姥曾经葬过的坟地去，一直到现在。
姥姥，姥爷相继去世近20年了，但老两口生前的形象在我心中一直都很清晰。因为，在我的童年的时光里，由于我爷爷、奶奶去世的较早，爷爷去世时我还未出生，奶奶去世时，我不过四、五岁，所以，在姥姥，姥爷的有生之年的岁月里，也就是说在我们家所有亲近的老年人当中，我对姥姥，姥爷的印象最深。对姥姥，姥爷的印象之深，和我在童年及少年时代曾经同老两口在一起生活过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回忆起我的姥姥、姥爷生前的一些情况，对于我来说并不难，纵然，在我和老两口在一起生活的岁月中，我也因年少不懂事曾经惹过他们生了不少的气，但我和老两口那割舍不断的亲情却令我终生难忘，如果不将我所知道的他们的生活记录下来，我从良心上感觉到就很对不起两位老人的在天之灵。
我记得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由于我的姐姐得了骨髓炎，父母要给姐姐看病，我的弟弟幼小，父母顾不了我，就将我送到了姥姥家。姥姥天天给我做鸡蛋面糊糊，让我吃着鸡蛋面糊糊。从此，在我童年的岁月里，感觉到我身边的亲人不仅仅是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姥姥、姥爷。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对姥爷印象并不深，可能是姥爷经常下地干活的原因。当时我印象最深就是：姥姥家里有姥姥和现在已经在新疆煤矿化工厂退休的姨姨（当时她还没有来到乌鲁木齐）。后来我是怎么回到家上学的，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也是姨姨告诉我的，说我当时天天念叨着要回家带弟弟海晟（当时弟弟海晟可能还未满一岁），没有办法，一天，姨姨就身背着我将我背回了家，我终于见到了弟弟。
后来，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姥姥被舅舅、姨姨接到了新疆，姥爷在家只会蒸米饭，不会蒸馍，母亲惟恐姥爷吃不好，每逢星期六的下午放学，她都要事先蒸好一篮子馒头，让我徒步10几里地到姥姥家里，为姥爷送去。由于要走近路，从荒郊野外直插一个现在叫詹店的火车站，途经几个零零落落的坟地，但我也不知道当时从哪里来的胆量，却丝毫不害怕。到姥姥家后，见到了姥爷，和姥爷睡一晚上，星期日的下午，我再徒步赶回家里，不耽搁星期一的上学。每次回到家里，母亲都要从我的嘴里了解最新的姥爷在家里的生活情况。我每次去给姥爷送馍，都会从他的邻居口中得知，姥爷天天都盼着姥姥赶紧从新疆回来，回来后好给他做饭。一次，据说他竟生气地托人替他给远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姥姥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你们还要不要我啦？”这一招可真灵，姨姨赶紧利用探亲假将姥姥送了回来。
姥姥家住在黄河北岸的一个村子里，距离黄河滩很近，在村子南方，有两道黄河堤，他们村里人都称这两道堤为一道堤和二道堤。二道堤距离村子较近，堤下有一条黄河的支流，所流淌的水和黄河水并无两样，水流很急，但村里的孩子却经常在里面游泳，却从未听说过在这条黄河的支流里淹死过人。 纵然姥爷也曾经告诫过我，可千万不要到那河里去洗澡，会淹死人的，但我却没有将姥爷的话记在心里，最终还是和认识的村南边上的几个小伙伴到河里去游泳，且还不止一次。
我记得，在那河里最有意思的是扎猛子，从河边一跃进去，在水下不露头，能被湍急的黄河水冲出去几10米头才能露出来，很惊险，也很刺激，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的危险！
黄河水有泥、有沙，并不干净，我和小伙伴们往往是从河里爬出来，脸上、腿上都是泥，然后，再到河滩上找一些已经澄清的小水坑，将身上的黄泥洗干净。
河两边有好多高大的核桃树。夏季，核桃树结满青色的核桃，微风吹来，核桃树茂密的树叶便会发出唰啦啦的声音，在树下感到格外的清凉。将身上的黄河泥洗干净后，我和小伙伴们回到河岸上，去摘些还未成熟的青核桃玩，再躺在树下凉快一会儿，很是惬意。
二道堤向南走不远，就是一道黄河大堤，之所以称它为大堤，就是由于它比二道堤高得多且长得多。一道黄河大堤的两侧坡上，长满了茂密的各种树木。黄河大堤顶部，是一条土公路，不时可以看到各种车辆通过。黄河大堤顶部的一侧，有一个木制塔。每到太阳落山的时候，爬到木制塔上，向南方极目望去，可以看到郑州市北侧的一座黄河大桥，以及黄河大桥上通过的蜿蜒的火车。我胆子小，没有爬到过木制塔的顶部，但有人爬上去过。据说，这座木制塔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用来当哨楼修建的。2006年，我到母亲曾经一个村子的，在乌鲁木齐生活40年的老乡家里做客，他童年是在家渡过的，他却说那是一座测风向的风向标。由于风吹日晒雨淋，木制塔底部有些木头已经腐蚀，所以好多人都不敢上去，惟恐爬到半中间时，木制塔断裂会摔下来。好多次，我都是爬到一、两米高，便不敢再往上爬。
在童年的时光里，可以说，姥姥、姥爷家是我最日夜憧憬、向往的地方。不仅仅我，我的二哥，还有弟弟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姥姥很爱我们，记得有一次放暑假，我在姥姥家，和姥姥的本家，也是邻居，小名叫“瓜蛋儿”的到一道黄河大堤南的瓜地拾瓜籽。
所谓拾瓜籽，就是将被摘掉的烂西瓜的瓜瓤掏出来，再将瓜籽用手指头一个一个扣出来，放到篮子里。回到家后，姥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将我所拾的瓜籽摊到他们家靠东沿的小厨房的西侧房沿上进行曝晒，晒干后，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姥姥早给我放了起来，当我回自己家时，她一并让我全部带回家去，没有留下一顶点。
上初中的时候，母亲有这样的想法，也就是让我到姥姥家去上学。她的意图是，一是可以帮姥姥、姥爷干点活，随便照顾照顾两位老人；二是将来以后如果有可能，就可以直接落户到姥姥家生活，也可继承他们家的一座5间旧房子的家业。但事实上，我完全违背了母亲的意图，和姥姥、姥爷发生了矛盾，为此，在乌鲁木齐市工作的舅舅回去后，对我的所作所为很是生气，但只是在表面上，对我没有动真格。
刚由我们村转入到姥姥、姥爷家上学的一段时间，我和姥姥、姥爷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这可能也应了母亲的这么一句话：“在再亲的亲戚家里时间长了都会有矛盾的。”事实确实如此。纵然，当时我15、6岁了，但思想还十分的幼稚，脾气固执，又不会处理这些矛盾，最终使这些矛盾越来越僵。我现在想起来也很后悔，但世上哪有卖后悔药的。我也只有在心里暗暗地祷告，希望此刻远在天国生活还好的姥姥、姥爷能够原宥我。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那大概是1981年的夏天，正值农忙季节，也就是正是水稻插秧的季节，我的一位同学，这个同学家住姥姥家的南边不远的地方，姓魏。他让我下午放学到他们家稻田里帮他们插秧，我就去了。这在现在来说也是比较正常的事，邻里之间互相帮助，理所应当。但事实可并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等到我从人家田里回来，天已经很晚了。
刚到家里没多长时间，我站在院子里，看见姥爷从田里回来了，满脸阴云，他非常生气。问我干啥去了。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姥爷此时也分了几分水田需要插秧。我说我帮同学插秧去了，这不说还好，这一说麻烦可惹大了，他大声呵斥道：“自己家的稻秧不插，你反倒给别人家干活儿去了，你今天的饭不要吃了。”我脾气也挺大，认为给别人家帮个忙不算什么，就顶撞了几句，这下不得了啦，他从当时姥姥家的房东窗户下的旮旯里拿了一根棍子就向我打来。其实，我当时让他打几下也无所谓，老人打外孙子能有多疼？我当时可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当他拿棍子向我打来的时候，我一侧身子躲了一下，顺势就用双手抓住棍子使劲地往我这边拉，想将棍子从他手中夺过来，但是无论怎么使劲也没有夺过来。在夺的同时，我脑子也懵了，只是听见姥爷一个劲儿地说：“你打我吧！你打我吧！”说老实话，我就是再不懂事，也不会拿棍子打和我朝夕相处的姥爷呀！实在是由于当时太幼稚，就想将棍子从他手中夺过来而已。岂料，这下坏了，惊动了姥姥，她从屋子出来，也和姥爷一起和我争夺那根棍子，我很生气，就一手抢棍子，一手用胳膊将姥姥拨开，因为姥姥是小脚，个子又小，我比他高的太多，在慌乱中胳膊衣袖蹭到了姥姥的额头上，顿时姥姥的额头上黑了一块，这时姥爷改口喊道：“海江打人啦！海江打人啦！”这一喊不要紧，左右邻居都跑了出来了，尤其是姥姥的本家，挨个对我进行训斥，认为我太不懂事，还敢打老人，可能还是考虑到我毕竟是外孙子的原因，最终没有收拾我，但饭是不要吃啦，家里也不要住了。
我当时是感到又害怕又后悔，害怕的是事情闹大了，母亲知道了绝对不会放过我，后悔的是没有地方住了，我在姥姥家还怎么完成我的学业，我当时的心境简直糟糕到了极点，也难受到了极点，心想短短的10多分钟竟能使我和姥姥、姥爷的关系僵化到此种地步。
当晚，我就将到姥姥家上学前从自己家带来的被子抱上回到了学校，和一位姓杨的住校同学睡了一晚上，并将我和姥姥、姥爷所发生的矛盾向他讲了一边。他很同情我，说：“没事儿的，咱们一起住校。吃饭也好办，你先吃我的。有空你回到你们家带些面粉过来交到学校食堂。食堂管理员就会给你发饭票，你凭票吃饭就行了”。
第二天下午放学，我就回到了家乡，父亲、母亲知道我 惹了事情之后并没有打我，而是一再责怪我不应该得罪老人。我从小脾气虽古怪，但很老实。父母了解我的脾气性格，他们想到凭我的为人，也不会真的去动手打我的姥姥、姥爷的，但事实上，姥姥、姥爷的邻居及本家自己已经完全相信我动手打了姥姥、姥爷，我是有口难辩。姥姥、姥爷的邻居及本家当时的确没有几个向着我说话的。
好不容易捱到星期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回到了家。我将所发生的一切向父母说了以后，父亲本没有说什么。只是母亲说了这么一句话：“再亲的人在一起生活久了也会烦，何况给老人在一起。有你在，老两口想吃点好的都吃不成。”我当时真有点不理解母亲说出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当时我这么想，这么亲近的人，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但我现在想，母亲说的也并不无道理。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的初期，谁家里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在姥姥家生活，从不给他们老两口拿粮食，一直吃住在人家家里，老两口想吃点啥，想出去干点什么也不自由，因为每天都要考虑给我做3顿饭。时间短了还是可以的，但超过了一年时间，就不一定了。我当时在姥姥家上学，已经超过了一年的时间。我脾气非常倔，现在想起来，和姥姥、姥爷闹矛盾只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
我在家里带了些面粉（有粗粮和细粮）各几公斤，回到学校交给了学校食堂的司务长。此后，就和住校的同学，同班级或不同班级的在一起过起了住校生活。
在住校生活的日子里，我的心里却一直处在郁闷状态。（好在时间不算太长，我就参加了考高中）。我一直没有勇气再到姥姥家去。但有一天，发生了更不好的消息，说我的姥爷在水田干活儿，不小心摔了一跤，将肠子给摔断了，这还了得！于是，舅舅不得不从遥远的乌鲁木齐赶回来。
后来我才听说，姥爷当场就被送到了新乡医院，母亲闻讯前去护理。舅舅回到家里，睡在地铺上。我听说舅舅回来了，在一天晚上，硬鼓着勇气到姥姥家里，给舅舅解释了一下我和姥姥、姥爷所发生矛盾的经过，不料，舅舅根本不听我的解释，只是说：“你走吧！回学校去吧！”
我当时脾气本身就倔，经舅舅这么一说，感到很委屈，也感到很生气，便没有说什么，离开了姥姥家里，头都没有回地回到了学校。
我和姥姥、姥爷，舅舅之间的隔膜，直到1983年的11月份我来到乌鲁木齐，才消失的无影无踪。
1984年的秋天，姨姨回家探家时，发现姥姥得了病，她考虑到大姨和我的母亲没有时间照顾姥姥，就将姥姥带到乌鲁木齐，并住在乌鲁木齐市的平顶山上。当时，我已经在乌鲁木齐市牛奶公司乳品厂上班。我仍和姥姥住在一起，只到我后来当了装卸工，搬到厂里住。后来当了泵奶工，才又搬回来家住，都和姥姥的关系很融洽。
我经常问她老家的一些事情。
每次下班回来，姥姥总是问我“你下班啦？工作忙不忙？”我说在乳品厂上班，工作不忙。
记得一次，老家的二哥将其长子鹏飞满周岁的照片邮寄给我所在的厂里。我收到后，拿回家里给姥姥看，姥姥非常高兴，一边看一边笑着说：“你看，多胖，多好！你二哥知道我在这儿，才将相片寄过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姥姥患的是宫颈癌，已是晚期。但，姨姨对姥姥的�